司马昭弑君（曹魏后期历史事件）
事件背景
司马之心
正始十年（249年）起的十年间，司马懿及其子司马师、司马昭先后发动高平陵之变、嘉平之变，镇压淮南三叛。在这些事件中，司马氏集团废少帝曹芳，逼死宗室曹彪，杀大臣曹爽、桓范、何晏、王凌、夏侯玄、李丰、张缉、许允、毌丘俭、诸葛诞等（大多诛及家人），其权力日益巩固下来。
司马氏集团注重豢养亲信，培植势力。司马师曾暗中豢养死士三千人。司马昭也豢养死党，例如替司马昭弑君的成济，弑杀曹髦时担任太子舍人；传世文献中并无关于曹髦立太子的记录，胡三省判断，成济的太子舍人之职，是司马昭私相授受的结果。他们也注意把控军权，控制禁军的中护军贾充即是司马昭的心腹。
曹髦之志
自正始十年（249年）至甘露三年（258年），曹魏皇权日渐衰微。尤其是曹芳被废后，皇宫卫士被大量削减，仅以老弱戍守；又据毌丘俭所言，司马师不上朝觐见君主，曹髦欲探问其疾病，也被司马师拒绝，皇权之衰微可见一斑。
曹髦虽无实权，但才慧早成，有志于中兴曹魏，尤其推崇中兴夏朝的少康。即位之初，曹髦曾采取减省用度、派遣侍中巡视等举措。司马师死去后，曹髦命司马昭镇守许昌，令尚书傅嘏率六军回京师，由此可以达到削夺司马昭的兵权的效果，但司马昭用傅嘏及钟会的计谋，公然抗旨，自己率军回京。曹髦计划落空，又不得不对司马昭加以笼络。 此后，曹髦还曾写作《潜龙诗》以自讽，司马昭对此感到厌恶，二人的矛盾逐渐激化。
天象灾异
曹髦在位时期出现了一些异常“天象”，例如频繁出现的“龙现于井”的情况，又如甘露五年正月初一日（己酉，260年1月30日）发生日食。西汉的京房、东晋的干宝等学者，依据天人感应等学说，认为此类现象预示着君权衰落、祸事兴起。此外还有彗星及其他星象等，又有“廷臣为乱，国君忧”或者“军起不战，国有大丧”等各种说法。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当事人的心理状况也难免受到此类天象的影响，例如曹髦借“龙现于井”写作的《潜龙诗》即是以此类观点为主旨的。
事件起因
曹髦讨伐司马昭的直接原因，是难以忍受司马昭擅权、皇权日渐衰微的局面，且担心自己遭遇被废黜的结局。其导火索，则可能是曹髦被迫对司马昭进行的封赏和司马昭的矫饰推脱。曹髦曾于甘露三年（258年）五月封司马昭为晋公、建立晋国并设置相应官府机构、加九锡、升相国，司马昭九次推辞，这件事停了下来，改为在原爵位高都公中增加万户、三县的食邑，无爵位的儿子都封为列侯。甘露五年（260年）四月，曹髦被迫再次进行前述封赏，此时距政变爆发仅有一月的时间。这一次，司马昭并没有像先前一样“前后九让”、加以推辞，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司马昭与曹髦之关系彻底破裂的直接诱因。
此外，卢弼根据《晋书·文帝纪》的记载，推测当时司马昭的确有废黜曹髦的图谋，而《魏氏春秋》记载的郑小同的被毒杀，也正是缘于司马昭担心自己废立君主的图谋泄露。另据《魏晋世语》、《晋书·石苞传》等记载，时任镇东将军石苞曾觐见曹髦，被曹髦挽留了很久。司马昭派人请来石苞询问情况，石苞说：“这位君主可不是一般人。”次日石苞就离开洛阳，不几日即发生司马昭弑君之事。
事件经过
宫禁之议
甘露五年五月初六（戊子，260年6月1日）夜，曹髦亲自带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人夺下陵云台发放铠甲兵器等物，准备趁机亲自率领他们出宫讨伐司马昭。时值下雨，有司奏请改日行动。
于是，曹髦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的野心，连路上的行人都知道。我不能坐等被废黜的耻辱，今天我要亲自与你们一起出宫讨伐他。”王经劝阻曹髦说：“古时鲁昭公因不能忍受季氏的专权，讨伐失败而出走，丢掉了国家，被天下人所耻笑。如今权柄掌握在司马昭之手已经很久了，朝廷内以及四方之臣都为他效命而不顾逆顺之理，也不是一天了。而且宫中宿卫空缺，兵力十分弱小，陛下凭借什么？而您一旦这样做，不是想要除去疾病却反而使病更厉害了吗？祸患恐怕难以预测，此事应该慎重。”曹髦从怀中拿出黄绢绍书扔在地上说：“这样做已经决定了！纵使死了，又有什么可怕的！何况不一定会死呢！”
曹髦说完，就进内宫禀告郭太后。王沈、王业要王经与他们一起告密，但被王经拒绝。王沈、王业遂奔出宫殿，疾驰禀报司马昭，使得司马昭得以有所防备。
南阙之祸
五月初七（己丑，6月2日），曹髦拔出剑登上辇车，率领殿中宿卫和奴仆总共几百人，鼓噪着出击。此时，司马昭之弟、屯骑校尉司马伷和司马昭心腹、中护军贾充均率兵向皇宫进发。司马昭之弟司马干想从阊阖门（系曹魏宫城正门）入宫，被时任大将军掾满长武（满宠之孙）、孙佑等劝阻，改走东掖门；参军王羡也被满长武阻拦。
曹髦在东止车门遭遇入宫的司马伷及其手下，曹髦左右之人怒声呵斥他们，司马伷的兵士被吓得逃走了。
曹髦率众继续前进，至皇宫南阙，贾充率听命于司马昭的军队也从外入宫，迎面与曹髦战于南阙之下，曹髦亲自用剑拼杀，并且警告说自己是要有所讨伐的，敢于轻举妄动者将被族诛。一说，贾充的部众停下来不敢交战，甚至想要退却。
骑督成倅之弟成济，担任太子舍人，也在贾充麾下，问贾充说：“事情紧急了，你说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养你们这些人，正是为了今日。今日之事，没什么可问的！”成济答道：“是。”于是立即抽出长戈上前刺杀曹髦，戈刃刺穿了曹髦的身体而从其后背露出。曹髦死在车下。
曲室之谋
据《汉晋春秋》记载，司马昭听说曹髦被杀，大惊，自己仆倒在地上，说：“天下人该怎么议论我啊！”太傅司马孚闻讯奔跑过去，把魏帝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哭得十分悲哀，哭喊着说：“陛下被杀，是我的罪过啊！”（《魏氏春秋》称陈泰也前往现场号哭。）
司马昭进入殿中，召集群臣议论善后事宜。尚书左仆射陈泰不来，司马昭让陈泰之舅尚书荀顗去叫他，陈泰不以为然，对荀顗说：“舆评拿我跟您相提并论，现在看，您不如我啊。”但子弟们里里外外都逼着陈泰去，陈泰这才不得已流着泪入宫。司马昭将他请到曲室之中谋划，说：“玄伯，你将怎样对待我呢？”陈泰说：“只有杀掉贾充，才能稍稍谢罪于天下。”司马昭考虑了很久才说：“你再想想退一步的办法。”陈泰说：“我只有更进一步的办法，不知如何再退。”司马昭就不再说话了。
事件处置
贼喊捉贼
五月七日（己丑，6月2日）当天，颁布郭太后令，宣称曹髦弑母不孝，将他废为庶人，就以庶人礼安葬；并且表彰告密的王沈、王业，而要求将与司马昭不同心的王经及其家属逮捕治罪。这篇令被收录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其中关于所谓曹髦弑杀太后的说法基本不被采信，但“从怀里掏出黄素诏书”、“声称要亲自出宫讨伐大将军”等多个细节，在裴松之注征引的多篇关于司马昭弑君的文献中得到了反映。
五月八日（庚寅，6月3日），太傅司马孚、大将军司马昭、太尉高柔、司徒郑冲上奏，在指责被弑杀的曹髦悖逆不道、自取大祸、为世人和祖宗神灵所不容后，请求太后加恩将其葬礼等级提升为王礼，太后同意。
杀人灭口
五月七日（己丑，6月2日）司马昭弑君之后，司马氏集团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清算。
其一，逮捕王经及其家属，交付廷尉。王经向他母亲谢罪，他母亲脸色不变，笑着回答说：“人谁能不死，只恐怕死的不得其所。为此事大家同死，还有什么遗恨！”到被诛杀的那天，故吏向雄为之痛哭，悲哀之情感动了整个街市之人。司马炎在位时，认为王经“守志可嘉”，赐其孙郎中之职。
其二，将成济作为弑君事件的替罪羊加以诛杀。 一同被杀的还有成济之兄、同在军中的成倅。据《魏氏春秋》记载，成济兄弟不服罪，光着身子跑到屋顶，破口大骂，被人从下方射杀。
其三，追究阊闾门守将的责任。据《魏晋世语》记载，司马昭弑君后，责问司马干何以来迟，司马干便把被满长武劝阻的事告诉司马昭。参军王羡因被阻拦，怀恨在心，也向司马昭责难满长武。司马昭本就因平定诸葛诞时满长武及其父昌邑侯满伟的表现不满，借这个机会拷打满长武，杖杀了他，并贬其父满伟为庶人，人们为他们感到冤屈。另据《晋书·荀勖传》记载，司马昭想要对孙佑加以族诛，荀勖劝阻，其中说道：“现在成倅的罪过只由他自身来承担，孙佑却被族诛，恐怕忠义之士会私下议论。”于是司马昭转而将孙佑贬为庶人。
五月九日（辛卯，6月4日），群臣上奏，尊郭太后的“令”为“诏”。五月二十六日（戊申，6月21日），司马昭又上疏郭太后，声称：自己本想舍弃己身、听候曹髦裁决，但考虑到曹髦想谋杀太后，于是动兵，但仍命令将士不得伤害任何人，并曾连续发命，不得迫近天子辇车；成济私自闯入兵阵导致曹髦被杀，现已将成济军法从事，还应逮捕成济家属，交付廷尉治罪。太后诏在再次责难曹髦后，同意了司马昭的要求。
迎立新君
司马昭决定立燕王曹宇之子、常道乡公曹璜为天子，并派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去迎接曹璜，作为曹叡的继承人。曹璜是曹操之孙，与魏明帝曹叡平辈，也非曹丕的直系后裔（当时曹丕仍有直系子孙在世，例如曹髦之弟曹启）。
六月一日（癸丑，6月26日），太后下诏令群臣为常道乡公曹璜更名。后定名曹奂。六月二日（甲寅，6月27日），常道乡公继位，即魏元帝，改元景元。
事件结果
经过政变及后续处置，司马昭弑君事件中的被害者除曹髦本人外，还包括：王经及其家属，成济、成倅兄弟及成济的三族，满长武。孙佑和满伟被免为庶人，已死的曹髦亦被追贬。告密者中，王沈不久便被封为安平侯，食邑两千户；王业则在入晋后担任中护军、尚书左仆射。贾充未被追究弑君之罪，且在曹奂即位后进封安阳乡侯，增加食邑一千二百户，统领城外诸军，加散骑常侍。王祥在为曹髦举哀时曾痛哭，不久加封为司空。司马孚也曾为曹髦痛哭，并上表请求追究主使者，还请求提升曹髦墓葬的规格，后来，司马孚也进封为长乐公。
司马昭在弑君前，本有封晋公、升相国、加九锡的赏赐。弑君之后，五月二十一日（癸卯，6月16日），司马昭对三项封赏加以推辞，郭太后下诏对他加以表彰。曹奂继位后，于六月四日（丙辰，6月30日）即下诏让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此后于景元二年（261年）八月、景元四年（263年）二月继续下诏封赏，都被司马昭推辞。直到当年十月伐蜀屡有斩获，曹奂又进行封赏，司马昭方才接受。
事件评价
司马孚：杀陛下者，臣之罪。
王祥：老臣无状。
张悌：曹髦之死，四方不动。
陈寿：高贵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
元子攸：宁与高贵乡公同日死，不与常道乡公同日生。 （又作：“吾宁为高贵乡公死，不为常道乡公生！”）
房玄龄等《晋书》：①为帝之主，不亦难乎？……反虽讨贼，终为弑君。（评司马昭）②王沈才经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参席上之珍，居晋为幄中之士，桐宫之谋遽泄，武闱之祸遂臻。……处道文林，胡贰尔心？③贾充以谄谀陋质，刀笔常材，幸属昌辰，滥叨非据。抽戈犯顺，曾无猜惮之心；杖钺推亡，遽有知难之请，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晋室之罪人者欤！
叶适：至髙贵公，则又有可哀者。司马懿父子暴擅亟夺，五年未远，国祚已非魏有。……侍从、群臣一语不酬对，更假数岁，不过身亲授受而已。而或者乃指《易》屯膏之义，谓小贞则吉，大贞则防，未知亡国与杀身，小大何所别异，而尚以吉凶言乎！宜公欲以少康自比而终不能也。公立时年十五，英才逸气，与少康、晋悼略相似，哀哉！哀哉！
李冶：①士大夫大节，不必观其所为，但观其所不为足矣。……使沈、业如经之不言，则髦必当得志，昭必先诛，魏祚必不倾，司马氏亦无自而王也。成败之机，在於呼吸，而沈、业二鼠子背国佐贼。贼因得以肆其毒焉。反覆变诈若沈、业者，真二国之贼也。②虽然魏史不传王经，晋史为传沈等，而千载而下，终不能废经之美。而沈等之臭恶，借东海之波，亦莫得而濯之。
胡三省：①帝固有志於少康矣，然而不能歼浇、豷而身死人手者，不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也。②帝有诛昭之志，不务养晦，而愤郁之气见于辞而不能自掩，盖亦浅矣，此其所以死以于权臣之手乎！③帝礼遇王沈，呼为“文籍先生”，而临变乃尔，吁！
吴澄：夫弑髦，贾充发言，成济操刃，而《皇极经世书》及《通鉴纲目》皆书曰“魏司马昭弑其君髦”，曷尝归狱于贾充与成济哉？赵盾之专，犹司马昭之专也；晋灵之欲杀盾，犹曹髦之欲杀昭也；赵穿之弑晋灵，犹成济之弑曹髦也。赵盾阳为不知谋，以求自免其弑君之罪，将谁欺乎？夫子书曰“晋赵盾弑其君夷臯”，诛首恶也。
刘友益（元代学者）：曹髦之殒，本以轻举无谋而见及，况唱逆者贾充，而抽戈者成济，今但归狱於昭，略不他及，何哉？赵穿亲举桃园之难，而《春秋》正色书盾。况昭久操国命，特借成济之手而已。虽葬以王礼，夛济三族，天下岂可以文欺哉？若移以诛昭，则君弑贼讨，始可以成礼葬矣。
邱濬：魏主髦之被弑，司马昭之心、贾充之计也，特假手成济耳。昭杀之，以欺世逭诛，今亦以“昭诛”书之何？用以示戒万世，使人莫为贼臣所欺也。……人人不为权奸所用，则彼安能以其一人智力为之哉！
李贽：①王经极老成，然曹髦亦自不弱，屈于势耳。②比操前事又加利矣，快心，快心。（就《三国演义》而评）
王夫之：使司马昭杀贾充以谢天下，天下其可谢，而天其弗亟绝之邪？己谋逆而人成之，事成而恶其人，心之不昧者也。
毛宗岗父子评本：然而弑君之事，人固难之矣。司马昭不自弑之，而使贾充弑之；贾充又不自弑之，而使成济弑之。所以然者，诚畏弑君之名而避之耳。熟知论者不归罪于济而归罪于充，又不独归罪于充，而归罪于昭，然则虽畏而欲避，而何所容其避哉？《春秋》诛乱贼必诛其首，有以夫！（就《三国演义》而评）
何焯：或以公是举失之轻脱，正使隐忍不发，亦不过作陈留王耳，吾殊健其勇决也！
赵一清：赵高之后，复见此事。王莽、梁冀阴行鸩毒，未有如此之显者也。
牛运震：高贵乡公遇弑之事，人所共愤。司马氏又诬之以谋危太后之罪，岂复有天道邪！
李慈铭：①高贵乡公……决计讨司马昭，亦不失为英雄。后人见其败死，谓之寡谋轻举，为鲁昭公之续。不知楚庄王之讨斗椒，叔孙昭子之讨竖牛……皆冒险奋发，卒底于成。事机之会，间不容发，勇决速断，固除乱之首务矣。后世人君，狃于鲁昭高贵之事，因循容忍，以酿大祸者，不知凡几，可胜慨哉！高贵自言：“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耶！”二语慷慨激烈，千载下读之犹有生气。②观《高贵纪》所载太后追废之诏，丑辞诬诋，令人发指，以贤如髦，而致斯惨酷，操之余殃，甚矣。其时儒学重臣，若王祥、王沈、高柔、裴秀、卢毓辈，皆坐视此变，附和贼臣，经术之害，固有甚于匡、张、孔、马者焉。
蔡东藩：魏主髦卤莽从事，仿佛孙亮，亮且不能诛綝，髦亦安能诛昭？南关遇弑，莫非其自取耳。惟王经见危授命，始则进谏，继则抗逆，身虽被戮，名独流芳，而经母亦含笑就刑，贤母忠臣，并传千古，以视成济之为虎作伥，亦夷三族。其相去为何如乎？
吕思勉：①论兵力，高贵乡公自非司马昭之敌，高贵乡公亦岂不知？然而敢于率兵直出者。一则忿威权日去，感情冲动，未免要孤注一掷；一亦由专制时代，皇帝的名义到底非寻常人所敢轻犯，他也有个幸胜的希冀。试看司马昭的兵，既已溃退于前，贾充的兵又要渍退于后，则他的估计原没有十分错，无如狠恶而敢干犯名义的人，历代总是有的，尤其是在军阀手下。而高贵乡公就在这种情势之下牺牲了。②这样办，成济自然是冤枉的。但我说：冤枉或许只有一半、因为不许伤害高贵乡公的命令，说不定司马昭在当日是当真发出的，至少没有叫他伤害高贵乡公，因为这根本用不着。而成济当日，杀人杀得手溜，竟把他刺得胸背洞穿，这也只好算作蛮性发作，自取其咎了。③然而俗话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司马昭下如此辣手，难道不怕其余的武人看着寒心么？然而他竟不怕。而其余的武人也竟不能对他有什么反响。这就可见得他对于武人控制力之强，亦可见得成功者之非出于偶然了。
事件影响
禅代进程
在政治权力层面上，随着曹髦的被弑杀，从朝廷到地方，忠于曹氏的势力大体已被全部翦除。司马代魏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扫除（另有观点将钟会视作最后的障碍），司马氏的地位更加巩固。对司马氏而言，其篡魏的遮羞布已被撕下，篡魏势在必行。对贾充、王沈而言，他们对司马昭功劳卓著，必将获得丰厚的政治回报。
然而，从社会舆论的角度看，司马氏虽权势愈甚，却因碍于弑君的恶劣影响，被迫暂缓魏晋禅代的步伐。有研究者认为，这是曹髦以生命为代价，为新即位的曹奂留下的一笔政治遗产。不过，与曹芳和曹髦为了应对司马氏的篡权夺位试图挣扎抵抗不同，曹奂对司马氏集团及其所推进的魏晋禅代采取了服从的态度。而司马昭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弑君所带来的道德危机，使魏晋禅代重新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遂力排众议发动魏灭蜀之战，借伐蜀之功为其禅代铺平道路。最后，曹奂禅位于司马炎，使魏晋禅代终告实现。
政治阴影
尽管最后禅代成功，司马昭弑君事件仍成为了司马氏集团挥之不去的政治阴影。例如，王沈被曹髦尊称为“文籍先生”，却不忠于曹髦而告密，导致司马昭弑君，故而受到舆论的批评。西晋建立后，贾充还曾在宴会上被庾纯批评为“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反驳后又被庾纯质问“高贵乡公何在”。贾充的母亲见到古今皆重忠义，故多次痛骂亲手弑君的成济，只是不知其子贾充也参与了弑君之事，仆人们听到她骂成济都偷偷地笑。另据《资治通鉴》记载，贾充曾质问孙皓其之前在东吴实行的酷刑是怎么一回事，不料被孙皓反唇相讥：“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这令贾充十分尴尬。直到东晋，据《世说新语》记载，当晋明帝听王导讲述晋朝建立的过程，听到司马昭弑君等事时也忍不住捂住脸说：“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司马恶名
弑君事件后，直到唐代前，各类传世文献往往不直接将司马昭称为弑君者。例如在《魏晋世语》中，该事件被称为“高贵乡公之难”；《世说新语》中，称这一事件为“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南朝沈约所著《宋书》，称此事为“高贵乡公败”“高贵乡公被害”及“成济之变”等。至唐太宗时，官修《晋书》在《文帝纪》中曾引用赵盾弑君的典故，说司马昭“反虽讨贼，终为弑君”；但在《天文志》和列传部分的《石苞传》以及《荀勖传》中，又分别使用了“成济之变”、“成济之事”和“高贵乡公欲为变”等的表述 。清人郭伦在《晋记》中批评后者“大悖于理”。
唐代人萧颖士则直书“司马昭弑帝于南阙”，许嵩《建康实录》也说“魏相国司马昭弑其君髦”。此后，宋代邵伯温《皇极经世书》、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萧常《续后汉书》，以及宋元之际马端临《文献通考》引述其父马廷鸾语、郝经《续后汉书》，也有与之类似的提法，金朋说还有题为“司马昭弑魏主”的诗作。《三国演义》中，“司马昭弑君”及类似语词更是反复出现。
此外，《汉晋春秋》记载的曹髦之语，后演变为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成为谋朝篡位、争权弑君的代名词，还用于泛指人所共知的阴谋。
事件争议
政变过程
记载司马昭弑君的各种典籍，在内容上有诸多分歧。例如：
关于曹髦的计划，《太后令》、《汉晋春秋》、《魏氏春秋》等均称曹髦在召见王经等时就已经决心出宫讨伐司马昭，但《晋书》称曹髦的计划是在宫中召见百官并罢免、放逐司马昭，并下令宫禁戒严、只待天明，但因为得知王沈、王业告密，才改变计划，主动出击。
关于人物言论，《汉晋春秋》记载曹髦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但《魏晋春秋》未记载此语，而是记载曹髦说：“假如这都可以忍耐，还有什么不能忍耐的！今天务必行动。”《魏末传》记载的贾充鼓动将士的话，较之其他史籍中的更为露骨，即，当成氏兄弟率部下出列，又回头问贾充说“要杀，还是要抓”时，贾充径直说：“杀！”即使同是《汉晋春秋》，也因版本不同而存在岐说，例如《三国志注》中曹髦所说的“正使死，复何惧”一句，《世说新语注》中“惧”作“恨”，含义有所不同。
关于曹髦败亡的过程，《晋书·文帝纪》等称司马昭的部众不敢与曹髦的部众交战，但《魏氏春秋》反映出曹髦死前其部众已经溃散，沦为孤家寡人，成济是在这种情况下受贾充鼓动弑杀曹髦。而《魏末传》则记载曹髦在双方交战中曾有“放仗”（即“放下武器”）的命令 （一种理解是曹髦自知不敌，下令投降），但还是被趁机弑杀；该书还将刺杀曹髦者记载为成济和成倅两人。此外，关于弑君所用的兵器，也有戈和矛的不同说法。《宋书·天文志》亦提及政变过程，模糊称曹髦之死为“未交战，为成济所害”。
曹髦葬礼
据《三国志》，曹髦的葬礼由庶人礼加恩提升为王礼，《汉晋春秋》则称曹髦下葬时，送葬队伍未挂旌幡，只有几辆丧车。百姓们围观，有人说：“这就是前些日子被杀的皇帝啊！”还有人掩面哭泣，悲痛不已。
裴松之认为，《汉晋春秋》所记算不上王礼。他还引述子贡的话，认为《汉晋春秋》的这一记载与传世文献对纣恶行的记载相似，夸大其词，是对司马氏的诽谤。周寿昌则认为，裴松之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司马昭的“凶威”，所谓王礼可能只是名义而已。同时，周寿昌也注意到了《帝王世纪》关于曹髦被以公礼安葬的记载。
此外，《汉晋春秋》记载曹髦在丁卯日下葬，但甘露五年五月无丁卯日。司马昭弑君之后最近的丁卯日为景元元年六月十五日（260年7月10日）。
王经之举
《晋诸公赞》记载，王经拒绝与王沈、王业一同向司马昭告密。《晋纪》也反映出王经忠于曹髦。但《魏晋世语》则记载，王经是因为“正直” 才没有离开宫禁，且他也通过王沈和王业向司马昭传达自己的心意；王业并没有传达，这才导致王经及其母被杀。学者们普遍质疑《魏氏春秋》的记载，《资治通鉴》也采信《晋诸公赞》的记载，未采信《魏氏春秋》；但围绕《魏晋春秋》中“正直”的含义，仍存在争议。
刘孝标认为，此处的“正直”并无特殊含义，而《魏晋世语》既说王经正直，又说王经向司马昭传达心意，是自相矛盾的，《晋诸公赞》和《晋纪》的记载则是可靠的。卢弼也认为“正直”应当“如本字意”，又征引他人观点并附以己见指出，从王经最后的惨烈结局来看，他应该是忠于曹髦的；《魏晋世语》关于王经向司马昭传达心意的记载，就其来源而言，很可能是促成司马昭弑君的王沈等人为了抹黑王经的形象而捏造的。
何焯、吴金华等人则对“正直”提出了不同的理解。何焯认为“正直”是“正当入直”之意，吴金华则认为“正直”指值班官员之首，是与“次直”相对的概念。
成济之族
《三国志》、《晋书·文帝纪》都有成济、成倅的家人被株连的记载。然而，丁国钧据荀勖劝谏司马昭不要诛杀孙佑的话（也就是“今成倅罪止其身”），认为所谓株连夷族并未实行。不过，从《三国志》记载的司马昭的表章看，成济和成倅被杀与司马昭上奏请求株连两事间有一定间隔，荀勖所说的“成倅罪止其身”，或许只是司马昭上奏请求株连之前的情况。
陈泰之死
据《三国志》记载，陈泰死于司马昭弑君这一年，但未记载具体死因，也未提及陈泰参与司马昭弑君事件的处置。《晋纪》、《魏氏春秋》、《汉晋春秋》则均记载陈泰在司马昭弑君之后提出杀死贾充以向天下人谢罪，司马昭不接受。不过，《魏氏春秋》称陈泰在商议前曾和司马孚一起伏帝尸痛哭、商议后呕血身亡；《晋纪》是否记载陈泰之死不详，但其记载陈泰原本闭门不出，应不存在伏尸痛哭之事；《汉晋春秋》则称陈泰是在请求诛杀贾充而被司马昭拒绝后，回到家中自杀而死。
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曾对《晋纪》和《魏氏春秋》的记载进行辨析。他认为，由于《晋纪》记载陈泰在司马昭对弑君事件进行善后时官居太常，而《三国志》本传没有陈泰当过太常的记载，故《晋纪》记载的来源存在疑问；至于《魏氏春秋》的记载，则是在《晋纪》记载基础上加以改编的结果，更加缺乏真实性。对于前述《汉晋春秋》的关于陈泰之死的记载，裴松之则没有征引和讨论。
陈寿曲笔
对于司马昭弑杀曹髦的过程，陈寿在撰写《三国志·三少帝纪》时仅以“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加以直接叙述，不仅字数短少，而且未记载死亡地点和原因，也不称曹髦为帝，而改称旧号“高贵乡公”。其余部分，主要是善后时郭太后的令和司马昭等人的表章，其中贬斥曹髦、褒扬司马、不提贾充、诿过成济。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批评陈寿等史学家把责任推到成济身上，对司马昭弑君的真正过程避而不谈，不及习凿齿的秉笔直书。清代学者赵翼也批评陈寿，认为“贾充奉司马昭旨使成济刺帝之事，略无一字”，被弑杀者就像寿终正寝一般；弑君之主谋司马昭，不仅无罪，反而有“讨贼之功”，是“曲笔之甚者”。
清代学者何焯有不同看法。他认为陈寿不记载死亡地点，是遵循了春秋笔法，暗示出曹髦并非自然死亡，犹有良史风范；而通过详细抄录令和表章，也可以间接呈现司马昭弑君的本来面貌；这样书写，是必要的变例。梁章钜对他进行反驳，认为陈寿记载司马昭弑君的方式让人费解，从春秋笔法的角度解读不过是为陈寿开脱。卢弼则认同何焯的观点，还有论者称陈寿是“变例直书”。
据研究，陈寿修史的确深受《春秋》影响。尽管如此，当代学者对陈寿的举动的评价仍很不一样。学者于植元认为：“太后令”的出笼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其执笔者也并非陈寿；陈寿修史，不得不将之存录，但他仍费尽心计在史料的剪裁和安排上为被弑的曹髦鸣不平，“只是读者需要细心揣摩方可悟出究竟”。 柯美成则认为，陈寿就司马昭弑君之事对司马氏进行的回护是不能否认的。
文艺演绎
演义小说
罗贯中著《三国演义》第一百一十四回。
蔡东藩著《后汉演义》第九十九回，《两晋演义》第一回。
影视作品
1994年版电视剧《三国演义》第八十一集《司马昭弑君》。
2015年纪录片《园林》第三集《桃花源有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