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光绪十三年（1887年），生于北京。十六年（1890年），封二等镇国将军，不久晋升辅国公。二十八年（1902年），袭贝勒。三十四年（1908年）12月，加郡王衔，与铁良等任总司稽察。清廷新设禁卫军后，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宣统元年（1909年）6月，奉命管理军咨处事务。二年（1910年）2月，赴日、美、英、法、德、意、奥、俄八国考察陆军；5月，派任赴英国专使大臣。三年（1911年）5月，任军咨大臣并掌管禁卫军，后任蒙古镶黄旗都统。1912年1月，与载洵等组织宗社党；3月，宗社党解散。1917年7月，张勋复辟，任为禁卫军司令。1918年，徐世昌任为将军。1927年6月，任翊卫使。1929年，迫于生计将贝勒府卖给当时的辅仁大学。1931年1月，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日军侵华期间，拒绝到伪满洲国任职。
建国后，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还历任总后勤部民政局顾问、国家民委委员、北京市民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0年9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轶 事
载涛作为光绪帝的胞弟、宣统帝的叔父，在爱新觉罗家族中也同样享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他德高望重，平易近人，热情为家族成员办事，因而被大家尊称为家族“族长”。
抚顺会亲
溥仪自从三岁被慈禧抱进皇宫以后，就再也没有叫过载涛“七叔”。特别是载涛后来反对溥仪与日本人勾结，叔侄反目，关系越来越疏远。1955年7月5日，载涛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大会休息的时候，周恩来把载涛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亲切地同他握手，并说：“你与溥仪还有来往吗？”载涛有些紧张，连忙答道：“他是战犯，我怎能与他来往呢？”毛主席笑着说：“我们消灭的是整个剥削阶级，而不是哪个人。你们家族要关心他、帮助他，共同使他改造成新人。听说溥仪学习得不错，你可以去看看他，不久，北京市人民政府派人专程来到载涛的住所，对他说：“毛主席给了你一个任务，去看看你侄子吧。”因抚顺战犯管理所事先没有通知溥仪等人谁来探亲，他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因此，当溥仪见到离别了多年的“七叔”，一下子愣住了。顷刻，他突然大步跑了过来，紧紧抱住载涛，脱口叫了声“七叔”，便呜呜痛哭了起来。
会见中，载涛向他详细介绍了皇室家族在党和人民政府关怀下的进步，讲了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以及国家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临别时，载涛一再叮嘱溥仪：“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成为新人。”溥仪则连连点头称“是”。
家族团聚
1959年12月4日，溥仪获得特赦。他亲眼看到了，二妹已经创办了一个街道托儿所，二妹夫担任邮电部门的工程师；三妹夫妇正在区政协参加学习；四妹在故宫档案部门工作；六妹夫妇是一对画家；七妹夫妇是教育工作者；四弟是小学教师。
当然，溥仪能够与弟弟、妹妹们相处好，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在一次周总理参加的座谈会上，载涛、溥仪及其弟弟、妹妹们也都应邀出席。周总理看到载涛与溥仪的几个妹妹坐在一起，而溥仪却单个坐在一边，便开玩笑说：“好啊，你们还把他当皇帝啊？”载涛赶紧召集大家与溥仪坐在了一起。谈话中，周总理特别表扬了刚刚出席人民大会堂群英会的七妹，但同时又循循善诱地说：“溥仪刚有进步，你们要帮助他。一个家族要争取先进，帮助落后。先进和落后总是有的。你们家族中也是这样。后进的要向先进学，先进的也要把帮助落后的当作自己分内的事。”七妹从谈话中，悟出了周总理的深情和期望。她改变了原来的成见，决心帮助大哥一起进步。
载涛欣喜地向溥仪介绍了家族的第三代。在载涛家里，溥仪亲眼看到，十几位红领巾拥满了七叔的屋内屋外。在他的子侄中，一些已成为青年，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洪流中，他们中有工人、干部、医生、护士、教师、汽车司机，还有为祖国立下功勋的志愿军英雄战士。其中，有些加入了共产党、共青团的先进行列。溥仪还见到了家族中的一些老人，他们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过上了安定、美满的生活，有的还被邀为地方政权的代表，参与协商党和国家的大事。
吃饺子轶事
在唐鲁孙的作品《吃饺子杂谈》（收入《酸甜苦辣咸》集中）里，记载了载涛在东来顺吃羊肉饺子的一段轶事：谈到最会吃饺子，那就不能不佩服逊清贝勒载涛啦，有一年数九天下大雪，他忽发雅兴，到东安场东来顺，要吃羊肉白菜饺子，指明羊肉要用后腿肉，等饺子上桌他尝了一口，立刻大发雷霆，指着跑堂不照吩咐去做，敢情灶上看见一块羊里脊又细又嫩，就把那条里脊剁了馅儿了，谁知那位美食专家舌头真灵，居然吃出不对劲儿来，真可谓神乎其技了。
家 庭
妻子
第一夫人：姜婉贞（1885年－1949年），生于广东名门世家。生有长子、次子、三子、四子及长女、次女。
第二夫人：周梦云，生年1894，卒年不详。原为载涛府丫鬟，新中国成立后和载涛离婚，五子溥僖生母。
第三夫人：金孝兰（约1906年－1967年），原为载涛府丫鬟，六子溥仕生母。
第四夫人：王乃文（1917-2003），曾是艺人，民革成员，北京市政协委员。
儿子
长子：（1905-1905），夭折，未起名。
次子：溥佳（1908年－1979年），曾在皇宫陪溥仪读英文，伪满皇宫内府侍卫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参事室参事。溥佳次子毓岑（金子忠），（1928- ）溥杰先生的私人秘书。
三子：溥侒（1911年－1944年），曾任华北绥靖总署兵器科长。
四子：溥伸（1915年－1928年）
五子：溥僖（1924年－1983年），现名金岱宾，新中国成立后曾为北京市运输公司汽车司机。夫人鄂静嫄。
六子：溥仕（1940年－），现名金从政，曾任北京市第八十五中学语文教师。
女儿
长女：（1904-1904）夭折，未起名。
次女：韫慧（1906年－1969年），现名金允诚，嫁阿拉善蒙古王爷达里扎雅。
回忆文章
《回忆和载涛先生相处的日子》-政协委员、原军委马政局局长郑新潮。
载涛先生是清朝光绪皇帝的七弟，是宣统皇帝的七叔，人称“涛七爷”。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马政局顾问。
载涛先生离开我们已近二十年了。他为人正直，襟怀坦荡，赤诚接受党的领导，竭尽全力为党为人民勤奋工作。他的高尚品质，是我十分钦佩和永远难以忘怀的。
我和载涛先生相识是在一九五〇年九月。那时载涛先生刚刚被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当时炮兵司令部马政局还未成立）。这年九月中旬，我正在东北牡丹江谢家沟军马改良场工作，突然接到军委炮司从北京拍来的电报，要我专程赴京给载涛顾问汇报东北军马场军马改良工作。我当时就想，载涛先生怎么当了军马顾问呢？时隔两日，我急速来到北京，到当时的军委炮兵司令部驻地——北京市安定门内大方家胡同，首先向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副司令员苏进、军务处处长孙式性等同志汇报了我们从一九四七年开始，在东北牡丹江、扎兰屯、肇东等地建立军马场，并在三年内为我军输送军马二万余匹，养种马二千五百多匹，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表彰等情况。这些领导同志连连称赞说，牡丹江军马场的创建是艰苦的，成绩是卓著的。并让我在翌日专门给载涛顾问介绍军马工作。
九月二十四日，天气格外晴朗，虽说是初秋时分，但太阳还是火辣辣的。我居住的北京前门外炮兵司令部临时招待所的“天有旅店”显得很闷热。午饭后，我刚要动身到载涛顾问那里去，谁知他却和夫人金笑兰找上门来了。一进门便自我介绍说：“我是载涛，这是我的夫人金笑兰。”我忙不迭地说：“我叫郑新潮，从东北牡丹江军马场来（现中牧集团牡丹江军马场），我正要给您去汇报工作，没想到，您自己就来了。”载涛顾问笑着说：“你初来北京不熟悉，我找你方便。”我们寒暄之后，便坐下来。这时我才注意到载涛先生已年近花甲，魁梧高大，身体结实，和蔼热情，大度而稳重。我心里想：啊，这就是当年清朝亲王“涛七爷”呀！他竟然和夫人“驾临”天有小店了。我过去种种猜想和紧张情绪，顿时消逝了。载涛顾问直截了当地说：“咱们就开始谈谈你们军马场的建立、发展以及今后的打算吧！”于是我们就攀谈起来。
回忆军马场的建立，那是多么艰难困苦的岁月啊！斯大林曾指出：“炮兵是战争之神。”毛泽东同志也曾指出“军马是炮兵之足。”因此，毛泽东主席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亲自批准让东北民主联军建立军马基地，驯养军马，供给全国战争需要。我们的军马场是毛主席提出后，才开始筹建的。
一九四七年二月初，东北炮司后勤部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让我负责筹建军马场的工作。我问给多少人，这个后勤部的领导同志说：“场长是你，干部是你老婆。至于经费嘛，一分没有，你们自己想办法。”我说：“不行，人太少。”他说：“不行的话，就拨给你们六名伤残病员，然后给你们两匹种马。”就这样，我和我爱人邵清廉、六名伤病员（其中还有一名是个十二岁的娃娃），一行八人，带着两匹种马，这还是日本投降缴获的战利品，在牡丹江谢家沟日本兵营的废墟上建立了全军第一个军马改良场，随后又购进一批种马，当年就繁殖军马上百匹。随着马匹的逐渐增多，人员越来越紧张。我们几次找邱创成同志要人、要马。他笑着说：“好人好马都上了前方，哪里还有人和马？要不就给你们弄几个懂军马的战俘，你们管着他们干活，不然他们也是白吃饭。”我考虑了一下说：“可以。”时间不长．果然给我们拨来了六名日本俘虏，其中三名干过兽医，一名炮兵大佐名叫藤畸，曾留学法国，是日本有名的相马专家。我们既要改造他们，又要充分利用他们的一技之长。我们军马场不仅注意大批繁殖军马，还注意军马的改良工作，要培育出驮载骑乘全都符合要求的改良马。
随着战争的需要，军马的急需，又扩建了东北扎兰屯，肇东两个军马场，建立了三十六个军马配种站，还在太康、安达等地建立起军马牧草基地。在三年多时间里，我们军马场共繁殖种马2500多匹，为炮兵输送军马36000多匹，还为部吠联系购买军马25000多匹，为炮兵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载涛顾问一面听，一面记，还不住地点头称赞说：“你们的精神可敬可佩，共产党、解放军团结全国人民打天下，建设国家真了不起。”当我汇报到周恩来总理高度赞扬我们：牡丹江军马场胜利完成了军马改良任务，建国前是全军改良军马的出发点，建国后是全军军马建设和军马装备的总基地”的时候，载涛顾问激动地说：“周总理为全国人民日夜操劳，什么都考虑到了，他真是一个伟人。”他接着对我说：“我参加第二次全国政协会议，还是李济深提出周总理同意批准的。周总理在第二次全国政协会议见到我还表示歉意地说：‘载涛先生，首届全国政协会议没请您参加，都怪我有大汉族主义。要不是李济深提醒，我把您这个几十万满族人民的代表也忘记了。’在会上，周总理还以政协主席的身份，邀我为政府提出议案。李济深、蒋光鼎也说：‘你懂马就提个军马方面的议案吧。’于是，我考虑后，就提出了《改良军马以利军用》的议案，并由李济探、蒋光鼎一起签字后交给了周总理。周总理看了议案极为重视，并把议案交给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审阅后，提出任命我为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批转朱总司令，朱总同意并交炮司落实。”载涛顾问介绍后，自谦地说：“毛主席任命我为马政局顾问，我真不敢当啊！”他沉思片刻又对我说：“我在清朝负责陆军事务时，就提出在张家口的张北建立军马场，准备改良军马，还拨出大批白银筹建。结果建了几年，白银花的不少，改良军马没有成功，没想到你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力更虫艰苦奋斗，白手创建了东北军马场，真是奇迹，我从心里佩服共产党。”我看到他谈话是那样地坦率、真挚，心中暗暗赞叹他以国家大局为重的宽阔胸怀和品格。
在这次交谈中，载涛顾问还询问了有关军马的选择、训练、饲养、交配、改良等方面的问题。我一一作了答复。我们又谈到达尔文进化论以及英、法、德等国培育军马的情况，载涛顾问惊讶而又高兴地说：“没想到你的军马知识可真丰富呢，比我懂得多。”我急忙回答道：“那里，我那能有您的知识渊博呢！”载涛顾问颇有感触地说：“你们解放军里可真有能人呀！”
载涛顾问听了我的工作介绍很满意，他和夫人金笑兰还邀我去他家做客。因我当时不懂得如何对待清朝的亲王，故不敢冒然许诺，便搭讪着说：“我和上级首长请示后，再转告您。”他说：“好，那边有电话，你可打电话问一下，看同意不？”弄得我当时很窘。我给炮司打了电话，副司令员苏进同志爽朗地答复说：“载涛顾问相邀，不能不去。”随着，载涛顾问和我约好了时间，高兴地和夫人走了。
王府井大街西扬威胡同六号，过去是涛贝勒养马处，解放后，是载涛先生和夫人的寝居地。九月二十六日上午，我兴致勃勃地来到这里，载涛顾问和夫人热情地接待了我。我见到他的门首有载涛先生亲笔题写的“平淡天真”的匾额，便笑着问：“您是不是想隐居不出山了？”他直率地说：“对，过去我是准备隐居呢，但想不到毛主席、共产党教育了我，周总理礼贤下士，又把我请出山来了。”接着，他回忆了全国解放前的隐居生活。他说：“清帝（指宣统皇帝）退位以后，我就隐居在北京小汤山大柳村的先人墓地，决定做个市隐，不想再出来坐官问世了。”我打趣地说：“那您还是个‘大隐’呢？”他问：“为什么叫‘大隐’呢？”我回答说：“市隐即大隐也，您能在繁华富庶之都，风花雪月之市，养身修性，不受其阻者，可谓大隐，而那些和尚道士，在隔绝人世的深山幽谷之中，静听清泉叮冬之声，受其环境所限，而不受其扰，此乃小隐也。”载涛顾问听罢哈哈大笑，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我们在闲谈之中，载涛夫人摆了家宴。我们一边吃着载涛夫人亲自做的酒菜，一边聊天。载涛顾问告诉我，在清帝塌台后，他曾在德胜门外收卖过破烂，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就在那种忧困的情况下，他也不为高官厚禄所引诱。大军阀张作霖、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以及宋哲元都曾多次请载涛先生去做官，但他都一一拒绝了。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进京后，派人请载涛，说要和他赛马。在赛马时，张作霖盛气凌人，觉得自己过去曾做过响马，马术是高人一筹的，于是还有意让载涛先生先跑几步，结果载涛先生的马远远超过了张作霖的马。赛完马，张作霖说晚上要在“大帅府”宴请载涛。这时有人悄悄地告诉载涛说：“你的马头，怎么能超过张大帅的马头呢？！晚上去‘帅府’定是凶多吉少，你最好不要去。”载涛先生果断地说：“伯什么，既然我允诺了，就不能负邀。”
当晚，张作霖的“帅府”大厅灯火辉煌，鼓乐喧天，酒宴非常丰盛。酒过三巡，张作霖说明真意，要请载涛先生出山，给予厚禄高官。至于要什么条件，他都可以答应。载涛先生辞谢道：“本人才疏学浅，又无出山意念，此事以后再议吧。”
一九三五年春，康德皇帝（溥仪）从长春专程到遵化马兰峪（东陵）扫墓，日本特务动员载涛去迎接康德皇帝，并一起赴沈阳北陵扫墓。载涛先生不仅自己坚决不去，还动员在北京的遗老遗少都不去迎接溥仪。他义正辞严地对那些日本特务说：“我是民国人，决不留恋过去的清朝，也决不欢迎康德回来扫墓。”
一九三六年初，身居华北军政要员的宋哲元以“经纬虚宇，笼络河山”为名，请载涛出来做官。他了解载涛的嗜好——喜马，特地挑选了三匹骏马派人送给载涛先生。他不为所动，以自己没有养马棚为由，把马退还给宋哲元。
载涛先生谈完了过去，对我微笑着说：“这次被邀出山，可算是第四次了。任命我为马政局顾问，论职务并不比张作霖、土肥原、宋哲元给的职务高，说句笑话，也不过是弼马温的官职，但就是这样的差事，我也感到十分荣幸。因为共产党能把亿万人民团结住，就显示出它的强大成力。只有得民心的政党，才是最有前途的。共产党是能治乱世的党，中国兴盛是大有希望的，我就是有这种感觉和看法，才愉快地接受了弼马温这一职务，并要全力把工作做好，这也算对人民的一点贡献。”
这天，我在载涛顾问家里，我们谈的十分投机，我被载涛先生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那光明磊落、待人诚挚的品格深深感动了。
我由东北到北京，在向炮司首长和载涛顾问汇报了工作后，“炮司”决定让我留在北京筹建马政局的工作。从此，我和载涛顾问有了更长的相处时间，对他的了解也就更加深了。
时光易逝，很快这年的中秋节到来了。这天下午，我正在看书，载涛先生携同夫人一起来到打磨厂天有旅店，给我送来了月饼、苹果等，还遨我到他家吃饭，待我分外热情，好似一家人一样。
由于马政局的筹建工作十分紧张，我一直未能顾上回东北牡丹江军马场换季。深秋了，我还穿着单薄的衣服。这一点早被载涛顾问看在眼里。一天上午，载涛先生和夫人又一次来到“天有旅店”，手里拿着好些东西，坐下后他就对我说：“老郑，你离家远，孩子们又多，现在天气这么冷了，你穿的那么少，我给你买了几件衣服，你就穿上吧。”说着给我拿出了一件绒衣、一条绒裤、一件衬衣、一副手套、一双棉鞋，还有一顶棉帽子。我一看床上摆了这么多东西，忙说。“这，可不行，我怎么能要您的东西。”载涛顾问说：“这怎么不行，难道还让我拿回去吗？！”载涛夫人金笑兰也插话说：“这是我们照你的身材买的衣服，快收下吧。”我感到为难，又打电话请示了炮司首长，苏进副司令员回答说：“载涛顾向送给的衣服怎么能不收呢？一定要在载涛顾问面前把衣服穿起来。”我把炮司首长的意思告诉了载涛顾问，他笑着说：“就是嘛：快穿上。”我穿上载涛顾问送给我的衣服，不长不短正合身。一个清朝的“亲王”，对我这样一个下属工作人员如此关心体贴，我从内心感到暖烘烘的。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中旬，朝鲜战争的烈火熊熊燃烧。中央军委为了支援朝鲜，决定从蒙古购进二万五千匹军马转运到朝鲜。朱总司令给载涛先生打电话，叫他第二天去商量购买军马事宜，并让拿出意见。载涛顾问立即找到我，说明了情况后，自谦地说：“过去我只知道玩马，不懂得相马，老郑，你谈谈购买军马应要什么样的马种，多高的好？”我谈了自己的意见。当天还和当时军马场技术兽医王祥同志一起草拟了汇报提纲，整理了一部分相马有关资料。载涛顾问看后高兴地对我说：“你们写得好。老郑呀，我是马政局的顾问，你就是我的顾问。”我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一九五一年元旦刚过，军委通知炮司，炮司又通知我，载涛先生要在适当时机视察东北牡丹江等各军马场，要我立即回去作好准备。一月三日，我未顾上和载涛先生辞行，便急匆匆地返回东北军马场。首先对谢家沟、肇东、扎兰屯各个军马场以及配种站等，订立了行之有效的选马、牧马、训马计划，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和布置，有条不紊地做了充分的准备。五月初，我接受藤畸（日本战俘、军马专家）的建议，还对每个军马场新搞的每个项目又重新进行了检查，着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凡达不到标准的，就采取突击训练办法，尽快使它达到要求。
为迎接载涛顾问的到来，我们还在牡丹江军马场的北山之阳，建成一处五间平房的招待所，在一个大土疙瘩上建成了一个“阅马台”；在搭起的牌楼上悬挂着大标语“欢迎毛主席亲自委任的载涛顾问来场指导工作”。
一九五一年六月四日，载涛顾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作战部魏梦笔等领导同志陪同下，首先来到了牡丹江军马场。看到我们自力更生盖起的五间“洋房”，他笑着说：“你们修的房子还真别致，解放军里还真有士木工程师呐！”我们提议让他在门首题词，他欣然同意，沉思片刻，提笔挥毫写下了：“牧马山庄”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观者人人称绝。
傍晚，载涛顾问不顾一天路途的劳累，很兴致地登上“阅马台”，观看军马入牧归来情景。此时正是残阳夕下，绿草涂红，万匹骏骑身披晚霞，奔腾鱼贯而来，格外壮观。载涛顾问连连赞叹不已。
翌日一早，载涛顾问又登高处，观看出牧。群山环绕，芳草如茵，万马奔腾追逐而食。载涛顾问感慨地说：“牡丹江牧场是我们中国的‘高加索’。”
此后，载涛顾问还看望了我们牡丹江谢家沟军马场的全体指战员。指战员还列队高唱李伟同志谱曲、我填词的《牧马之歌》。歌词大意是：“骏骑成群，牧马嘶鸣，在无边的草原上我们纵情地驰骋，改良战马，装备炮兵．保卫国防有力量，跟着毛泽东，学习蒙德尔，研究达尔文。朱瑞同志（原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炮校校长）教导我们‘终身老于斯’．坚定不移为革命。蒙古原野，牡丹江畔，有过我们的踪影，越过那兴安岭，在滨洲早原上奔腾。从无到有，白手起家，艰苦奋斗，马种改良新事业，百倍发扬创造性，无名英雄却有名。”
载涛顾问所了我们的合唱，不住地叫好，说：“你们养马人竟能创作这么好听的歌曲，词美、曲更妙，把外国生物学家都灌进歌词中了，原野牧场还有这么多人才呢。”
载涛顾问在牡丹江军马场视察了几天后，接着肇东、扎兰屯军马场视察。我们乘车经肇东军马场沧武配种站时，载涛顾问看到这个配种站的配种员全是妇女，不解地问：“怎么这里的配种手全是妇女呀？”配种站的负责同志解释说：“这里的马匹多，男人外出牧马，妇女在家照颐母马、幼骏。配种员由妇女担当，当地的牧民妇女就会牵着马匹来马场配种，这样既破除了封建旧习，又方便了群众。”载涛顾问点点头说：“好，你们想得真周到。”
夏季牧场，更是别有一番情趣。载涛顾问一边视察，一边惬意地问：“这个牧区有多少民马？”我告诉他说：“肇东六县区现有民马一百二十万匹，占整个黑龙江省的二分之一还要多。”载涛顾问思量着说：“如果购买几万匹海拉尔蒙古骒马，在肇东毓幼骏，这样可以大大地改善这里的马种。”我们陪同的人一同回答说：“经费方面有问题。”载涛顾问说：“可以先贷牧，用发展后的幼骏供给部队，当货款偿还。在这一点上要不惜代价。回京后，我向朱总司令、周总理汇报一下解决个问题。”
六月九日，载涛顾问视察了肇东军马场后，又向西部小兴安岭的扎兰屯进发。
这个军马场是经周总理亲自批准、乌兰夫同志同意拨给我军作为炮兵军马基地的。这里有条卧牛河，在东北零下30多度的气候下，河水缓缓而流却不结冰，照样可以饮马。大军阀张作霖曾在这里设过军马场，日本侵占东北后仍在这里作军马场。载涛顾问对这个军马场也早有所闻。他不怕辛苦劳累，乘坐由两匹马拉的四轮车前进。他在马车上对我说，“俄国顿河流域的卡莎喀马种改良的就很好。好的我们就要学习嘛。我相信，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马种改良工作，才会取得新的进展。”在扎兰屯牧场我们小憩之后，又立即骑马奔卧牛河。在骑马奔驰途中，我随口说：“载顾问，您来个双手持缰，伫立姿势吧。”载顾问说：“怎么，还想草原阅兵吗？”我指着草原成群的马匹说：“我们不阅兵，来个阅马吧。”于是我们绕着马群奔跑了一圈。这时载涛顾问的兴致越来越高。他说：赞骑善射是我们满族的传统，也是我拿手本领，来，咱们比赛一下。”说着，我们几个扬鞭而驰。载涛先生那时已年近六旬，但英勇不减当年。他乘的坐骑一直遥遥领先。收住马缰后，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您的骑术真好，怪不得超过张作霖呢。”载涛顾问擦着汗水笑着和我们谈起当年和张作霖赛马的情况。
在卧牛河，载涛顾问看到那些膘肥体大的军马，不住地说：“好马，好马。”随即，他兴致勃勃地拿起卷尺细心地测量着军马的高度、长度，当他量了一匹马的步度后，断定说：“这一定是一匹阿拉伯改良马。”他指着地上的一匹马的蹄印说：“这准是一匹安格鲁诺尔曼的种马。”牧场的同志点头称是，无不赞叹。载涛顾问又滔滔不绝地谈起法国良马的特性，并提到相马专家菲利斯一生大约相马五万匹以上。牧场的一个同志称赞道：“您也称得上是我国的伯乐，法国的菲利斯了。”他说：“可不能这样比，我既没有菲利斯的眼力．更没有伯乐的素养。”
到了卧牛河边，载顾问要脱鞋淌河。我制止说：“水太凉，您年岁大了，不要下去。”“不下去，哪里知道河的深浅和冷暖？！”说着，他挽起裤腿下了河。到河心，他捧着清凉的河水，咕眯咕咚喝了几口，伸着脖子自语道：“真甜呀！去找个瓶子灌点水，我要带回北京化脸一下，为什么零下摄氏30度不结冰？”一位同志当即找来瓶子灌了水。后来他又与我们几个人在河里逮起鱼来。中午，我们把逮来的几条鲫鱼炖了炖，载涛顾问尝了尝高兴地说：“没想到卧牛河的鲫鱼胜过江南武昌鱼，多鲜嫩呀！”
这天下午，我们爬上了群山环绕的扎兰屯的一座山巅，满山遍野的杜鹃花、野芍药、野牡丹，散发着清香。山谷清幽，野鸟鸣唱。载涛先生感慨地说：“此情此景，大有宋代诗人苏东坡‘看花笑谁，听鸟说甚’之感了。”
载涛顾问还精心挖了几棵带土的野杜鹃、芍药，放在他的一个枕套里，根裹的很严实。我问他“挖这干什么，回去种？”他说：“挖几棵回去，带给任潮先生（即李济深）。”可见，载涛先生与李济深先生感情是相当深厚的。
载涛顾问在牡丹江军马场、肇东军马场、扎兰屯军马场三个军马场进行了历时一个月的视察，我们朝夕相伴，使我对他有更多的了解，同时，也更加尊敬载涛先生了。
就在载涛顾问视察东北军马场期间，上级正式调我到北京炮司马政局工作。一九五一年八月初，我和载涛先生一起回到了北京。这年九月马政局正式建立，我在改良军马科工作。因工作关系，我和载涛先生经常在一起，度过了难忘的几年时间。
一九五一年秋，载涛顾问为了尽快熟悉全国军马场的情况，捉出要到西北地区视察。苏进同志又责成我陪同载顾问前往。同去的有山川宗义博士（日本战俘、兽医专家）等一行五人。年迈的载涛先生不辞辛劳，不怕严寒，先后视察了甘肃省的山丹军马场、永登马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贺兰马场，青海省的贵德马场。还专程去塔尔寺看望了班禅尔德尼·确吉坚赞额。历时近三个月，直到这年腊月三十日，我们才乘车返回北京。
一九五七年秋，总后某领导提出要取消全国所有军马场。理由是：今后现代化战争靠机械化、靠汽车，用不着军马了。我坚决批驳了他们的这种荒谬论调。结果到一九五八年初以反对党的领导，把我打成右派分子。这年九月一日被下放到天津地区团泊洼农场劳动改造。就在我走的这天，载涛先 生和夫人王乃文（前夫人金笑兰已病故）前来我的住处专程送我。我见他们前来，鼻子一酸痛哭起来。载涛先生也含着眼泪对我说：“老郑呀，你没有错，我相信还会有一天把马场重建起来的。他们认为你是右派，我却不这样看，历史将证明你是对的。”
从那次离京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我们的马政局顾问载涛先生了。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我们将永远怀念他！根据郑新潮口述常新瑞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