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经历
早年时期
王鉴,字玄照,后避清圣祖康熙玄烨的名讳,改字元照,圆照,号湘碧,染香庵主,曾祖父王世贞(1526年—1590年)是晚明著名文人、鉴藏家和显宦,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精古诗文,与李攀龙等并称“后七子”,为文坛盟主;富收藏,尔雅楼中藏书万卷,书画文物无数;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艺苑后言》等。
父王士骥,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官吏部员外郎。王鉴出身于这样一个文学世家和官宦门第,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和艺术熏陶,“缔岁即好点染”,他亦自述:“自幼习董熟耳。”表明他最早学画是从董源入手的。
以后又追踪巨然和元四家,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时的《仿云林山水轴》和天启元年(1621年)拟巨然的《山水图》,可证其最早的画学渊薮。
画风渐进
王鉴于崇祯六年(1633年)三十六岁时中举人,三十八岁以祖荫任左府都事,进而出仕广东廉州太守,“时粤中开一米,鉴力请上台得罢。”他以刚正态度力罢开矿恶政,却险遭牢狱杀身之祸,二年后即罢归。至四十岁,他的仕宦生活即告终止,与王时敏相仿,在明亡以前即由“兼济天下”的官员变为“独善其身”的文人。其间,他亦倾心于绘画,如自述所言:“余生平无所嗜好,惟于丹青不能忘情。”他以子侄辈与年长六岁的王时敏相交,故早年画法甚受时敏影响。
崇祯九年(1636年) 结识董其昌,得以见到元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卷》、吴镇《关山秋霁图轴》等名迹,虽然董其昌不久即去世,但其绘画理论和创作实践对王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时,王鉴还与杨文驰、程嘉燧、张学曾、卞文瑜、邵弥、李流芳等文人画家来往,吴伟业曾作“画中九友歌”以赞诸人之交谊和画艺。四十岁以后,王鉴即专心于绘事,“尽力画苑”,成为专业的文人画家。罢官归里不久,画名已远布四方,如崇祯十年(1637年)夏所作《秋山图轴》(上海博物馆藏),王时敏题跋即云:“玄照画道独步海内,展作纷纷,不无鱼目混珠之叹。”
崇祯十一年(1638年)所作《仿黄公望山水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王时敏又题曰:“玄照此图,丘壑位置深得梅道人三昧,而级法出入董、巨。……当今画家不得不推为第一。展现不觉下拜,遂欲焚砚矣。”王时敏在董公谢世后已成为画坛领袖,他却对王鉴赞赏有加,誉为“独步海内”、“当今画家不得不推为第一”,并有“遂欲焚砚矣”之叹,可想见王鉴当时的盛誉。
归里生涯
事实上,王鉴归里后四十年内,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确实较之王时敏在画艺上更加专志潜心和勤奋刻苦,在艺术功力上亦更胜一筹。王时敏之子王撰在比较其父与王鉴的生活景况时就说:“先世以世务牵制,晚年愁冗纷集,兼多向平之累,兴会所至,时一渲染,未逞朝夕从事于斯。
而湘翁则萧然一身,屏去崖事,得以余力专意盘稽。”指出王时敏因家务繁冗,生有八子数女,婚嫁负担沉重,故无暇朝夕作一间,而王鉴妻子早逝,也未续娶,可能亦无儿女,虽晚景孤寂,却能全身心投入艺事,这无疑是很不相同的两种客观环境和条件。其次,两人的思想状态似乎也有所区别,明亡后二王都选择了明哲保身、退隐林下的道路, 既不当抗清复明的志士,也不属入仕新朝的贰臣,而成为以画自遣的遗民画家。
但是,王时敏入清有“出城迎降”之举,内心常自嘲自责:“偷生称隐逸,惭愧北山灵。”王鉴则无此明显失节行为,呈正常的遗民心态,如吴伟业赠诗所曰:“布衣懒自入侯门,手迹流传姓氏存。闻道相公谈翰墨,向人欲仿赵王孙。”实际上在明亡之前,睢阳袁枢的名气更大一些,其画业最受董其昌、王铎的推重。满清定鼎,曾经备兵睢阳道的袁枢秉承父志,忧郁绝食数日而死,与其父亲袁可立一样,作品遭到满清“文字狱”禁毁,传世者无多,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的有其《平泉十石图》。
作品集
代表作有《长松仙馆图》《仿巨然山水》《仿王蒙秋山图》等。著有《染香庵集》《染香庵画跋》等。传世画迹有《虞山十景图》《梦境图》等。
人物关系
- 曾祖:王世贞
- 祖父:王士骐
- 父亲:王庆常
- 友人:袁枢(袁以收藏董源、巨然作品为最,王鉴从中受益者颇多,书画往来相互题赠。)
艺术风格
王鉴摹古工力很深,笔法非凡,擅长山水。与王时敏、王翚、王原祁、恽寿平、吴历齐名,并称四王吴恽或清初六家,成为画坛正宗。为“清初六家”之一。
王鉴和王时敏、袁枢一样,早年曾经得到过董其昌的亲自传授,他一生的画业就是沿着董其昌注重摹古的方向发展,继续揣摩董源、巨然、吴镇、黄公望等诸多前辈大家的笔意,仿古吸收并转化古人的笔墨结构,形成了自己丰富的山水画语言。
王鉴画的坡石取法黄公望,点苔学吴镇,用墨学倪瓒。尤其是他的青绿设色山水画,缜密秀润,妩媚明朗,综合了沈周、文征明清润明洁的画风,清雅的书卷气跃然纸上,历来为后人所称道。擅长山水,远法董(源)、巨(然),近宗王蒙、黄公望。运笔出锋,用墨浓润,树木丛郁,后壑深邃,皴法爽朗空灵,匠心渲染,有沉雄古逸之长。间作青绿重色,亦能妍丽融洽。信云林山水意极绵密。仿山樵山水,仿赵大年《春景》没骨山水、仿洪谷子设色山水,疏密奇正,纯以篆法写轮廓。仿子久《秋木山色图》《仿黄公望烟浮远岫图》、摹沈石田山水、仿董源《秋山图》仿范华设色山水、仿巨然山水,骨重气轻。其作品大多摹古,信效名家,缺乏独创,并具有浓厚的复古思想和形式主义画风。
历史地位
王鉴是清初正统派的领袖之一,与王时敏、王翚、王原祁并称“清初四王”;增添吴历、恽寿平两人,又统称“四王吴恽”,亦与王时敏、王原祁同归“娄东派”。他在当时声名煌赫,影响颇大,但由于其生平事迹记载多有缺略,艺术上又与并称“前二王”的王时敏渊源相近,风格亦颇多共同点。因此,对王鉴的个案研究殊为缺乏,往往是在论述王时敏时顺便谈及,视“二王”为一体,乃至有学者认为:“和王时敏同时代的王鉴,作品之间经常类似到如果不具有一对利眼,就无法区分它们的地步。”
其实,王鉴与王时敏虽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但生活经历并不相同,画学道路也有所区别;虽同受董其昌绘画思想影响,崇尚以“南宗”为主的传统,但范围和重点有所不同,所形成的笔墨风格亦相迥异;虽同属“娄东派”,但王鉴对“虞山派”的王翚更有直接影响,吴历也受过其指授,故一日史有“后学津梁”之誉,其影响与作用自与王时敏有别。因此,具体而微地梳理王鉴的生活经历和画学道路,师承范围和笔墨风格,以及在画坛的影响和地位,并将“二王”联系起来对照剖析,当能揭示出王鉴艺术自具的特色和独特的贡献, 给予其独立的准确的历史定位。
评价
在晚明的乱世中,既不能“兼济天下”,就只好“独善其身”。即使在数年后多铎率清军攻破常州、无锡、苏州等城之后,他也没有迎降清军,出仕新朝,而是守住清白,继续绘事。
他的绘画却因此受益,身为明朝遗老,无处宣泄的亡国之恨令他在故纸堆里寻找寄托,而大量临摹古画,不仅夯实了他的传统功夫,也暗合了明朝遗老的民族情结。所以,他“从董巨入手广泛吸收北宋范宽、江贯道以至五代荆浩、关同等,南宗北宗,无所不学,打下深厚的基础,进而优游于元四家倪云林、黄子久、王叔明、吴仲圭之间?”(蔡星仪《王鉴艺术论》),他的多数“仿”、“摹”、“橅”、“拟”作品就是这一时期留下的,他也因此与王时敏一起并列清“四王吴恽”之首,在美术史上是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
王鉴艺术天赋极高,又是性情中文人,且看是什么原因驱使他画下这本册页的:丹青一派,自吴中文沈、华亭董宗伯后,几作广陵散矣。近时惟吾娄太原乔梓、延陵伯仲得传正脉,予每见其所作,即欲焚弃笔砚。但习气未除,见案头笺素便涂抹满纸,知不免为法眼捧腹,右古十帧,不敢求形似也。丙申冬十二月王鉴识。 这是册页最后王鉴自题的跋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