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据《蒙古世系》记载,僧格林沁是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萨尔的二十六代孙,嘉庆十六年(1811年)六月五日出生在科尔沁左翼后旗哈日额日格苏木百兴图嘎查一普通台吉家庭,幼年的僧格林沁因家境贫寒,曾随父亲布和德力格尔为富人放牧。十二岁时被送到昌图老城文昌宫读书。
道光五年(1825年),僧格林沁被选定为索特纳木多布斋郡王嗣子,承袭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郡王。同年十二月,奉命御前行走,赏戴三眼花翎。
道光六年(1826年),赏用紫缰。道光九年(1829年),赏穿黄马褂。同年二月,命管上虞备用处事。九月,命管火器营事。
道光十四年(1834年),授御前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正蓝旗蒙古都统。九月,为后扈大臣。
道光十五年(1835年)正月,署镶红旗蒙古都统。二月,充谙达(督领侍)管虎枪营事。七月,命总理行营。十二月,为阅兵大臣。
道光十六年(1836年),授镶白旗满洲都统,十七年(1837年),赏用黄缰。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月,为正黄旗满洲都统,二十四年(1844年),充右翼监督,署正蓝旗满洲都统。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月,为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二十六年(1846年)五月,为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为镶黄旗蒙古都统。一月,道光皇帝驾崩,僧格林沁为顾命大臣之一。九月,命往密云县剿匪,授左翼监督。十二月,嘉奖僧格林沁清除匪患之功,赏四团正龙补服并准予穿用。
屡立功勋
咸丰元年(1851年),僧格林沁任御前大臣,署銮仪卫事。曾请旨出兵镇压科尔沁左翼后旗佃农抗租斗争。
咸丰二年(1852年),上书捕佃农抗租领头人吴宝泰等下狱。主持道光帝梓宫迁葬,恭谨从事,赏加三级。
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受命督办京城巡防,任参赞大臣。此时,太平天国已定都天京,并派兵北伐。僧格林沁受命统领健锐营、外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旗护军营、巡扑五营及察哈尔各官兵,并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蒙古诸王劲旅出京。八月,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入京畿重地。咸丰帝亲自将清太祖努尔哈赤使用过的宝刀授予僧格林沁,命其率军进剿。九月,设防紫荆关。十月,在天津南王庆坨与北伐军开战。北伐军损失惨重,退到连镇一带。咸丰四年(1854年),又在连镇大败北伐军,咸丰帝赐僧格林沁“湍多巴图鲁”称号。
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僧格林沁整军再战太平军,破东连镇木城,太平军冒死冲突,僧格林沁尽歼之,生擒太平天国北伐军统帅林凤祥。因此殊功,咸丰帝于二月加封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赏朝珠一盘、四团龙补褂一件。四月,诏世袭罔替,俸银加倍。六月,在山东冯官屯剿灭太平天国李开芳部,生擒李开芳。林凤祥、李开芳都是太平天国的名将,骁勇善战,僧格林沁在两年之中,大小数百战,全部殄灭,无一漏网,因此威名震于海内。
抗击英法
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命僧格林沁署镶红旗汉军都统。
咸丰八年(1858年),直隶总督谭廷祥及托明阿防守天津大沽海口战败,清廷主和派与英国代表签署《天津条约》。僧格林沁得知后,向咸丰帝奏请,坚决要求撤回谈判代表,主张调用全国之兵员,倾全国之粮食,整顿军队,把西方侵略者赶出去。但因主和派占上风,他的意见未被采纳。
咸丰九年(1859年),咸丰帝命僧格林沁至天津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僧格林沁吸取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失败的教训,积极筹建大沽海口和双港的防御工事,整肃军队,做好反侵略的各项准备。
英法新任驻华公使普鲁士、布尔布隆率领所谓换约舰队从上海沿水路北上。舰队由一艘巡洋舰和13只炮艇组成,行至天津大沽口时,藐视中国军队的设防,不听中国军队的劝阻和警告,明目张胆地闯入大沽口,激起了中国官兵的极大愤慨。僧格林沁下达坚决反击入侵者的战斗命令,督军力战,击毁英军战舰3艘,使英军死伤464人,英海军司令贺布受重伤。相持数日,英法联军军舰撤走。
这次大沽口保卫战,是自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以来中国军队抵抗外国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清廷对僧格林沁和有功将士大加奖赏。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也对此事给予充分关注与肯定。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天津,僧格林沁兵败退驻通州。咸丰帝下令拔去僧格林沁三眼花翎,削去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镶蓝旗满洲都统职。继而再战,又败于张家湾、八里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圆明园被毁。主和派大臣埋怨僧格林沁触怒了洋人。咸丰帝革去僧格林沁郡王爵仍留钦差大臣职。
复起剿捻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直隶、山东及河间府一带捻军四起。清廷恢复僧格林沁郡王爵,命其率一万余清军赴山东与捻军作战。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根据僧格林沁的奏请,其哲里木盟长职由达尔罕亲王索特那木彭苏克补授。
同治元年(1862年),赏还博多勒噶台亲王爵,不久诏世袭罔替。朝廷授权僧格林沁节制调遣直、鲁、豫、鄂、皖五省兵马。僧格林沁率蒙古骑兵和五省提供的兵力多次打败捻军,在鄂东霍山黑石渡收降捻军十几万人,并打散十几万人,清军也损失惨重。
战死沙场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僧格林沁被捻军诱至山东曹州(今山东菏泽市)高楼寨,随后陷入重围。五月十九日晚,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突围,当逃至曹州西北的吴家店时,中伤坠马,被捻军张皮绠斩杀在麦田,终年五十五岁。僧格林沁战死疆场,令清廷上下一片震惊,皆以失去“国之柱石”而惋惜。
由于僧格林沁平素爱护百姓、善待士卒,听说他去世的消息,百姓罢市,巷哭野祭。灵柩返回北京时,献上的万民伞有七十多柄,兵弁、百姓皆迎祭,哭声震地。清政府以亲王规格为僧格林沁举行了葬礼,同治帝和慈禧亲临祭奠,赐谥号“忠”,配享太庙,在北京、山东、河南、盛京等地建“昭忠祠”,并绘像紫光阁。在科左后旗吉尔嘎朗博王府东建祠堂一座供奉僧王图像。在额布力尔协日嘎地方另建僧王塑像祠一座,并绘像紫光阁。
同年七月,清政府派员护送僧格林沁的灵柩北上,安葬在科尔沁左翼世袭旗陵(今辽宁省法库县四家子乡公主陵村)。
轶事典故
僧格林沁治军有两个特点:一是军旅所至,首先下令安民。他吃饭时接到报告,说哪里发生了扰民事件,立刻停止用餐,翻身上马,怀揣馒头数个而往。二是军旅途中,与士卒同甘共苦。士卒不眠他不入帐,士卒不饭他不用膳。有一次军粮断绝,只剩胡萝卜数石,部下以此充饥,难以下咽,僧格林沁就坐在军帐前连吃数根,意犹未尽,众将士见了,不敢再有怨言。
历史评价
《清史稿》:“僧格林沁忠勇朴诚,出於天性,名震寰宇,朝廷倚为长城。治军公廉无私,部曲诚服,劳而不怨。其殄寇也,惟以杀敌致果,无畏难趋避之心。剿捻凡五年,扫穴擒渠,馀孽遂为流寇,困兽之斗,势更棘焉。继事者变通战略,以持重蒇功,则僧格林沁所未暇计及者也。然燕、齐、皖、豫之间,讴思久而不沫,於以见功德入人之深。有清籓部建大勋者,惟僧格林沁及策凌二人,同膺侑庙旷典,后先辉映,旂常增色矣。”
恒福:“(僧格林沁)与士卒誓同甘苦,风雨无间,劳瘁至今,其忠勇朴诚,实为奴才所不及。”
刘体仁:“僧王将蒙古铁骑,驰逐中原,可谓勇矣,而计谋不定,故无成功之望。”
震钧:“生平忠节,可与定边超勇亲王并峙。其不可及者,则有数端。自兵民既分,遂不相入。虽节制之师,不扰民者有之,断无民愿兵之来者,惟王异是。闻山左人言:捻匪之乱,王驻兵于彼凡数年。它将非养寇自重,即弃民不顾。惟王专以救民为心,凡捻踪所及,王必追踪而至。首令保护百姓,故民皆仰之如父母。”
蔡东藩:“自曾国藩战胜江湖,而湘军遂横厉无前;自僧格林沁肃清燕鲁,而京畿乃完全无缺。南有曾帅,北有僧王,是实太平军之劲敌,而清祚之所赖以保存者也。”“僧亲王锐意平捻,所向无前,戮张洛型,诛苗沛霖,铁骑所经,风云变色,乃其后卒为张总愚等所困,战殁曹南。盖有勇无谋,以致于此。”
人物故居
僧王府位于东城区炒豆胡同77号、板厂胡同30至34号。是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僧格林沁承袭科尔沁郡王,因军功加封亲王、食双俸。因此,僧王府最初只是一般的郡王府,其规模和规制远不能与后来几乎占了整条胡同的“世袭罔替”的亲王府相比,后来的僧王府是累年扩建改建而成的。
清道光六年(1826年),僧格林沁出银6690两认买了前任杭州织造福德入官的房屋117间。认买后,进行改建,与西部的原府连在一起,构成由东、中、西三所四进院组成的王府。其中东所除正院四进外,还有东院四进。东所的大门被改建成五脊六兽三开间的府门,以符合亲王府制;王府的正殿仍在中所正院。
胡同南侧有一座大照壁正对府门,府门两旁有上马石,上马石旁有一对雕石矗灯;府门里两厢置兵器架,后器架上插着两排“阿虎枪”,面阔五间的腰厅和垂花门、后罩房等均有抄手廊相连,院内有假山、水池和爬山廊、游廊、花厅、亭、台等建筑。正殿台阶五层,举架高大,有脊兽;每间面阔一丈有余,进深超过两丈;殿内用“金砖”墁地,墙上挂着一幅僧格林沁头戴秋帽、身穿“巴图鲁”鹿皮坎肩的油画像。
僧格林沁的曾孙阿穆尔灵圭曾任清廷銮仪卫大臣,清廷退位后又曾任民国的国会议员,家道日趋衰落。阿穆尔灵圭死后,因欠族中赡养费而被控告,法院受理公开拍卖“僧王府”。
该府西部成为温泉中学,中部卖给了朱姓人家,东部除留一部分为阿穆尔灵圭之子和琳自住,其余卖给了西北军。一座显赫的王府未及百年便被分割得七零八落。1954年,煤炭部买下原“僧王府”的大部分院落作为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