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二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出生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州左卫一个小部酋长的家里。他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原是元朝斡朵里万户府的万户，明永乐三年（1405年）应明成祖朱棣的招抚，入京朝贡，封授建州卫指挥使，后掌建州左卫，晋升至右都督。宣德八年（1433年），因教授明都指挥佥事裴俊，被阿速江等卫“野人女真”杀死。其子董山是努尔哈赤的五世祖，初授指挥使，后晋升右都督，与叔父凡察分掌建州左卫、建州右卫，成化三年（1467年）以屡掠辽东人畜，被明朝斩杀。建州三卫遭到明军残酷征剿。董山的长子脱罗及其子妥义谟，先后袭职，多次进京朝拜明帝，贡献方物。董山的第三子爱新觉罗·锡宝齐篇古，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锡宝齐之子福满，后被清朝追尊为兴祖直皇帝。福满第四子觉昌安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第四子塔克世娶妻喜塔喇·厄墨气，生三子，长为努尔哈赤，次为舒尔哈齐，幼为雅尔哈齐。

喜塔腊氏在努尔哈赤十岁时去世，继母那拉氏为王台族女，对其很刻薄。努尔哈赤十九岁时不得不分家生活，仅获得少量家产。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等人以挖人参、采松子、摘榛子、拾蘑菇、捡木耳等方式为生。他常至抚顺关马市与汉人、蒙古人进行贸易活动。在此期间，努尔哈赤习得蒙古语，对汉语也有了基本的认知。努尔哈赤喜欢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自谓有谋略。努尔哈赤被李成梁收养一说，是被炮制出来的野史，原本属特殊时局背景下的产物。

在当时的东北地区，最主要的军事力量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部队。他利用女真各部落之间以及和其他民族部落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bǎi hé]，以控制局势。明朝建州右卫指挥使王杲[gǎo]（努尔哈赤的外祖父）于万历二年（1574年）叛明被李成梁诛杀。王杲的儿子阿台章京得以逃脱，回到古勒寨（今新宾上夹河镇古楼村）。阿台之妻是觉昌安的孙女。

遗甲起兵

觉昌安是建州左卫枝部酋长，为明都指挥使，人少势弱，早期依附建州“强酋”亲家王杲，也常率领部众进入抚顺马市贸易，以麻布、粮食易换猪牛，领取抚赏的食盐、红布、兀剌等物。万历二年（1574年），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率军数万，攻取王杲之寨，杀掠人畜殆尽。万历十一年（1583年），王杲之子阿台图报父仇，屡袭明军。明将李成梁兵围阿台藏身的古勒城。阿台的妻子与努尔哈赤是堂兄妹，觉昌安为使孙女免于战乱，便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入城劝说阿台投降。不料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暗通明朝，趁乱喊道：“李太师有令，谁杀死阿台，谁就做古勒城的城主”。城中大乱，明军趁机攻城。努尔哈赤的祖、父死于战火。

噩耗传来，年方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本想起兵索报父仇，但势孤力单，怎能与拥兵百万的大明“天皇帝”交锋。无可奈何，努尔哈赤乃诿过于建州左卫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指责其唆使明兵杀害父、祖，奏请明臣执送。不料这一要求，竟惹恼了骄横跋扈的明朝边将，被视为无理取闹，一口拒绝，并宣称要于甲板筑城，令尼堪外兰为“满洲国主”，因而尼堪外兰威望大升，“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堪外兰”，甚至连亲族子弟也“对神立誓”，欲杀努尔哈赤以归之，尼堪外兰则乘机逼努尔哈赤“往附”，俨然以建州国君自居。努尔哈赤和他的弟弟舒尔哈齐在败军之中，因仪表不凡，被李成梁的妻子放走。努尔哈赤归途中遇到额亦都等人拥戴，用祖、父所遗的十三副甲胄起兵，开始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的战争。他回到建州之后，派人质问明朝为什么杀害其祖父、父亲。明朝归还努尔哈赤祖、父遗体，并给他“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封龙虎将军，复给都督敕书”。努尔哈赤重新收整旧部，部众有安布禄、安费扬古父子等，加之新收部众额亦都等共有数十人。

征服建州

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努尔哈赤率领部众去攻打尼堪外兰，攻克图伦城，但是，努尔哈赤原约诺米纳率兵会攻图伦城，而诺米纳背约不赴。尼堪外兰又预知消息，携带妻子离开图伦城，逃至甲版城。努尔哈赤攻克图伦城后胜利而归。八月，努尔哈赤攻打甲板城。然而，先前背盟的萨尔浒城主诺米纳见尼堪外兰有明朝做靠山，势力较强，便偷偷地给尼堪外兰泄露了风声，尼堪外兰闻风辗转逃往抚顺附近的鹅尔浑城。努尔哈赤再度扑空，遂收尼堪外兰部众后而还。不久，诺米纳与其弟鼐喀达约同努尔哈赤会攻巴尔达城，努尔哈赤深知机会来了，便佯许盟约。战前，努尔哈赤请诺米纳先攻，米纳不从。这时，努尔哈赤便使用预定之计，轻而易举地除掉了诺米纳。

万历十二年（1584年）正月，努尔哈赤向李岱驻守的兆佳城（今辽宁新宾下营子赵家村）发动攻击，取胜并生擒李岱。万历十三年（1585年）二月，努尔哈赤在对苏克苏浒部、董鄂部取得胜利之后，又剑指苏克苏浒部左邻之哲陈部。努尔哈赤以披甲兵二十五、士卒五十攻打哲陈部界凡城，但因对手准备充分，努尔哈赤无所斩获。当回师至界凡南部太兰冈之时，界凡、萨尔浒、东佳、巴尔达四城之主率四百追兵赶来。玛尔墩城之战的败军之将、界凡城主讷申、巴穆尼等率先逼近，努尔哈赤单骑回马迎敌。讷申将努尔哈赤马鞭斩断，努尔哈赤回马挥刀砍中讷申后背，将其劈为两段，又回身一箭击毙巴穆尼。追兵见主帅阵亡，呆立一旁。努尔哈赤亲自殿后，用疑兵之计与其部属七人将身体隐蔽，貌似有伏兵一样仅露头盔。对方失去主帅，军心不稳，又担心有伏兵，因此不敢再追。四月，努尔哈赤再率绵甲兵五十、铁甲兵三十征哲陈部，途中遇界凡等五城联军八百。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努尔哈赤的五祖包朗阿之孙札亲和桑古里卸下身上的铠甲，交给别人，准备逃跑。努尔哈赤怒斥二人后，与其弟穆尔哈齐、近侍颜布禄，兀凌噶四人射杀敌军二十余人。敌军虽众，但畏于努尔哈赤一方之勇猛，士气大衰，纷纷溃逃。努尔哈赤追至吉林崖，大获全胜。

万历十四年（1586年），努尔哈赤攻克鹅尔浑，尼堪外兰逃到明朝领地。努尔哈赤请求明边吏押还尼堪外兰，并将他处死。万历十四年（1586年），在“建州老营”的废址上建城，该城在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迁都辽阳后被称为佛阿拉，即“旧老城”（今新宾县永陵镇二道村）。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再攻哲陈部山寨，杀寨主阿尔太，又派额亦都攻打巴尔达城。至浑河，河水因涨潮无法淌过，额亦都以绳将士兵相互连接，鱼贯而渡。渡河后，额亦都夜袭巴尔达城，守军没有防备仓促应战，额亦都则率领士兵奋勇登城。额亦都身中创伤五十多处，依然不退，最后一鼓作气攻克巴尔达城。额亦都因此战获赐“巴图鲁”勇号。随后努尔哈赤领兵攻打洞城，城主扎海投降。至此，哲陈部完全被努尔哈赤吞并。

万历十六年（1588年）九月，苏完部长索尔果、董鄂部长何和礼、雅尔古部长扈尔汉率三部军民归附努尔哈赤，使其声势大震。努尔哈赤厚待来投之诸部首领，以索尔果之子费英东为一等大臣、将长女许配给何和礼、并收扈尔汉为养子，赐姓觉罗。后来，费英东、何和礼、扈尔汉与努尔哈赤刚刚起兵之时的麾下猛将额亦都、安费扬古并称“五大臣”，成为努尔哈赤政权中的中流砥柱。其后，努尔哈赤再战兆佳城，斩城主宁古亲章京。同年，努尔哈赤攻克完颜（王甲）城，消灭了建州女真的最后一个对手完颜部。经过5年的征战，努尔哈赤相继征服建州5部。

统一女真

从万历十九年（1591年）正月开始，努尔哈赤挥师东向，攻取鸭绿江路。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末，相继征服珠舍里路和讷殷路，将长白山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进而，他出兵夺取东海部。由于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五年（1588年）六月正式颁定国政，自称“淑勒贝勒”。之后引起海西女真的不满。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正当努尔哈赤率兵东向，征讨长白山各部的时候，海西女真叶赫部首领布寨联合乌拉、辉发、哈达及蒙古科尔沁等九部向建州发动进攻。双方战于古勒山。努尔哈赤集中兵力，攻其主力，大败九部联军，阵斩布寨，生擒乌拉部首领布占泰，从而为其统一战争奠定了基础。由于海西势力强大，难以迅速征服，努尔哈赤遂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在与明廷深示臣服，与朝鲜、蒙古表示友善的同时，重点拉拢势力较强的叶赫、乌拉二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七月，努尔哈赤送回布占泰，支持布占泰为乌拉首领，又娶其妹为妻。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正月，又与叶赫首领布杨古、锦台失联姻，椎牛刑马为盟，逐步孤立了哈达部和辉发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九月，努尔哈赤以背盟为由，灭掉哈达部，擒杀猛格孛罗。同年，努尔哈赤采用了蒙古文字而为满语配上了字母。海西女真的削弱，使努尔哈赤得以全力进攻东海部。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努尔哈赤连续进兵东海，相继征服渥集部的瑚叶路、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雅兰、乌尔古宸、木伦、西林等路，攻占渥集部东额赫库伦城。东海库尔喀部亦纷纷归附。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去北京向明朝朝贡。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迁都到赫图阿拉。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正月，东海女真瓦尔喀部蜚悠城主策穆特黑前来拜见努尔哈赤，述说其部在投奔乌拉后，屡次遭到布占泰的羞辱，希望可以归附建州。于是，努尔哈赤命令舒尔哈齐、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以及费英东、扈尔汉、扬古利三员大将率三千兵马即刻赶至蜚悠城收服部众。布占泰闻讯后，派其叔博克多率军一万余兵马前往截击。舒尔哈齐因与布占泰之姻亲关系，同部将常书、纳齐布止步于山上，按兵观望。当时大雪纷飞，扈尔汉、扬古利分兵保护投奔之部民后，率二百兵与乌拉军先锋在乌碣岩展开激战。随后褚英、代善各率兵五百从两翼夹击，乌拉军大败，代善阵斩乌拉主将博克多父子，副将常柱父子和胡里布兵败被俘。此役，建州军斩杀乌拉军三千余众，得马匹五千余、甲三千余，获得大胜。乌碣岩之战进一步地削弱了乌拉的实力，而且也打通了建州通往乌苏里江流域以及黑龙江中下游之路，对后来招抚野人女真起到了作用。不久，褚英、代善等率五千兵再克乌拉之宜罕山城。万历四十年（1612年）九月，布占泰联合蒙古科尔沁部率兵攻打建州所属的虎尔哈路。同年十二月，努尔哈赤率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亲征乌拉，建州兵沿乌拉河南下，连克河西六城后，兵临乌拉城下。努尔哈赤命令建州军攻乌拉城北门，焚其粮，毁其城门。布占泰见势不妙，再度乞和。他乘独木舟至乌拉河中游向努尔哈赤叩首请罪、请求宽恕。努尔哈赤在痛斥布占泰的种种罪状后撤军返回建州。努尔哈赤返回后，布占泰将怒火转移到了其两位妻子，努尔哈赤之女穆库什和努尔哈赤侄女额实泰等身上。布占泰曾以箭射向穆库什，随后又将她们囚禁。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正月，努尔哈赤以背盟、囚妻、送人质于叶赫等理由，率代善、侄阿敏、大将费英东、额亦都、安费扬古、何和礼、扈尔汉等三万大军再征乌拉。建州军势如破竹，连下三城。对布占泰不满的贵族、乌拉孤立无援之部民均望风而降。布占泰率军三万驻守伏尔哈城，决定与努尔哈赤决战。双方厮杀，乌拉大败，兵马十损六七。建州军一鼓作气直奔乌拉城，布占泰令次子达拉穆率兵防守。这时安费扬古一面用云梯攻城、一面命士兵拿出准备好的土包抛向乌拉城下，不久即与城墙高度平齐，建州军登城而入。努尔哈赤坐在西门城楼上，两旁竖起建州旗帜。布占泰大势已去，麾下之兵已不满百，见到建州旗帜夺路而逃。途中又被代善截击，布占泰仅以身免，单骑投叶赫而去。建州攻占乌拉城，乌拉灭亡。努尔哈赤在乌拉停留十天，将包括布占泰诸子在内的众乌拉降民编成万户一同带回建州。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在吞并哈达、辉发的基础上再灭乌拉，乌拉贝勒布占泰单骑脱逃至叶赫。努尔哈赤三次向叶赫索要布占泰，均遭到拒绝。九月，努尔哈赤率领四万大军攻打叶赫。建州军连克吉当阿、兀苏、呀哈、黑儿苏等大小城寨十九座，直逼叶赫东西二城。叶赫遂向明朝求援，明朝派游击马时楠、周大歧领兵千人带火器进驻叶赫。努尔哈赤见叶赫有备，于是焚其庐舍，携带降民返回建州。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叶赫布扬古贝勒把东哥许配给蒙古暖免的儿子蟒古儿大，并捕捉建州六人。七月，努尔哈赤乘叶赫老女与蒙古成婚之机，发兵三千，屯驻南关旧地，准备一举荡平叶赫，由于明廷的再次干涉，努尔哈赤只好暂时息兵。

建国称汗

随着势力的逐渐扩大，努尔哈赤的名号亦逐步从“聪睿贝勒”发展至“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再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再到喀尔喀蒙古上尊号“昆都伦汗”。而明朝对努尔哈赤的野心浑然不查，甚至在1615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的前一年，蓟辽总督还向朝廷奏称其“唯命是从”。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成为后金大汗，年号天命。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攻占了大部分女真部落。

生死决战

天命三年（1618年）4月13日，努尔哈赤在盛京“告天”誓师，宣读了与明朝结有的七大恨的讨明檄文，同时率步骑二万向明朝发起进攻。抚顺城以东诸堡，大都为后金军所攻占。后金军袭占抚顺、清河后，曾打算进攻沈阳、辽阳，但因力量不足，翼侧受到叶赫部的威胁，同时探知明王朝已决定增援辽东，便于九月主动撤退。

抚顺等地接连失陷，让明神宗感到事态严重，派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主持辽东防务。并决定出兵辽东，大举进攻后金。但由于缺兵缺饷，不能立即行动，遂加派饷银200万两，并从川、甘、浙、闽等省抽调兵力，增援辽东，又通知朝鲜、叶赫出兵策应。经过半年多的准备，援军虽大部到达沈阳地区，但粮饷未备，士卒逃亡，将帅互相掣肘。

天命四年（1619年）正月，努尔哈赤又亲率大军进攻叶赫部，得到二十多个寨子。听说有明朝的军队来了，这才回去。明朝的杨镐派遣使者去后金商议罢兵，努尔哈赤回覆书信拒绝。二月，明抵达辽东的援军8万余人，加上叶赫兵一部、朝鲜军队一万多人，共约10万，号称20万（一说47万）。明神宗一再催促杨镐发起进攻。于是杨镐坐镇沈阳，命兵分四路围剿后金。

努尔哈赤在攻破抚顺、清河之后，鉴于同明军交战路途遥远，需要在与明辽东都司交界处设一前进基地，以备牧马歇兵，于是在吉林崖（今辽宁抚顺市东）筑城屯兵，加强防御设施，派兵守卫，以扼制明军西来之路。

四路明军出动之前，作战企图即为后金侦知。努尔哈赤探知明军行动后，认为明军南北二路道路险阻，路途遥远，不能即至，宜先败其中路之兵，于是决定采取“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集中兵力、逐路击破的作战方针，将10万兵力集结于都城附近，准备迎战。

二月二十九日，后金军发现明朝刘綎军先头部队自宽甸北上，杜松率领明军主力已出抚顺关东进，但进展过速，孤立突出。努尔哈赤接到奏报以后，决定以原在赫图阿拉南驻防的500兵马迟滞刘綎，乘其他几路明军进展迟缓之机，集中八旗兵力，迎击杜松军。三月初一，杜松军突出冒进，已进至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分兵为二，以主力驻萨尔浒附近，自率万人进攻吉林崖。努尔哈赤看到杜松军孤军深入，兵力分散，一面派兵增援吉林崖，一面亲率六旗兵4.5万人进攻萨尔浒的杜松军。次日，两军交战，明西路军全军覆没。努尔哈赤在歼灭杜松军后，即将八旗主力转锋北上，去尚间崖方向迎击马林军，明北路军除主将马林率数骑逃回开原外，全军覆没。正在路上准备支援潘宗颜部的叶赫贝勒金台石、布扬古听闻明军大败，大惊，撤回叶赫。

刘綎所率的南路军因山路崎岖，行动困难，未能按期进至赫图阿拉。

因不知西路、北路已经失利，仍按原定计划向北开进。努尔哈赤击败马林军后，立即移兵南下，迎击明南路军。三月初三，为全歼南路军，努尔哈赤采取诱其速进，设伏聚歼的打法，事先以主力在阿布达里岗（赫图阿拉南）布置埋伏，另以少数士兵冒充明军，穿着明军衣甲，打着明军旗号，持着杜松令箭，诈称杜松军已迫近赫图阿拉，要刘綎速进。刘綎信以为真，立即下令轻装急进。三月初四，明军东路刘铤军从宽奠出发时，后金东边的人民都躲避到深山老林中去了。刘铤率军一路上攻占山寨，将瘸子、瞎子等不能动的人杀死，一路向前进军。刘綎先头部队进至阿布达里岗时，遭到伏击，兵败身死。努尔哈赤乘胜击败其后续部队。

杨镐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兵力，对三路明军未作任何策应。及至杜松、马林两军战败后，才在三月初五，慌忙调李如柏军回师。李如柏军行动迟缓，仅至虎拦岗（在清河堡东）。当接到撤退命令时被后金哨探发现，后金哨探在山上鸣螺发出冲击信号，大声呼噪。李如柏军以为是后金主力发起进攻，惊恐溃逃，自相践踏，死伤千余人。朝鲜军队元帅姜弘立率领剩余的五千兵下山来投降，后金设宴款待他们之后，将他们释放回国，并且修书给朝鲜国主光海君。

之后，努尔哈赤智取开原和铁岭，使明朝在辽东地区失去了御守后金西去的屏蔽。经过数次大战，使明朝在辽东的军事实力受到毁灭性打击，叶赫部由此势成孤立。同年八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围困叶赫部东西二城，一举攻克，杀叶赫首领金台石、布扬古，消灭叶赫部。

席卷辽沈

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兴建东京城。

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大败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夺取明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北镇市）。紧接着后金连陷义州、锦州、大凌河等辽西四十余城堡。熊廷弼、王化贞率明军残部与数十万流民往山海关而去。

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在统治辽东期间，多次在征战中进行血腥杀戮。

遗恨而终

天命十一年（1626年）一月，努尔哈赤发起宁远之战，明朝守将袁崇焕以葡萄牙制的红夷大炮击败之，兵退盛京（沈阳）。同年四月，努尔哈赤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五月，明将毛文龙进攻鞍山，努尔哈赤回师盛京。五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出城迎接前来沈阳的科尔沁部奥巴贝勒。

天命十一年（1626年）七月中旬，努尔哈赤身患毒疽，七月二十三日前往清河汤泉疗养，八月初，病势转危，遂决定乘船顺太子河返回沈阳，八月十一日，乘船顺太子河而下，病死于叆[ài]福陵隆恩门鸡堡（今沈阳市于洪区翟家乡大挨金堡村），终年68岁。努尔哈赤葬于沈阳福陵（今沈阳东陵），庙号“太祖”。

为政举措

政治

努尔哈赤制定了厚待功臣的重要国策。在用人问题上，努尔哈赤强调了六项原则：一是必须任用贤人。二为不论亲疏门第，公正举人，“勿论根基，见其心术正大者而荐之。莫拘血缘，见有才者即举为大臣”。三系不拘一格，用其所长，“有临阵英勇者，用以治军。有益于国政之忠良者，用以辅理国政”。四乃举贤贬奸，因“善良公正之人不举不升，则贤者何由而进。不肖者不贬不杀，则不肖者何由而惩”。五是奖惩分明，功必赏，过必罚，“有善行者，虽系仇敌，亦不计较，而以有功升之。有罪者，虽亲不贯，必杀之”。六为赏赐效劳官将，视其所需，赐与马、牛、阿哈、食谷、衣服、财帛和妻室。

对于早年来投、率军征战、尽忠效劳的“开国元勋”，如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扈尔汉、安费扬古等“五大臣”及杨古利、冷格里等人，给予特别礼遇和优待，赐给大量人畜财帛，任为高官，封授爵职，联姻婚娶，荣辱与共。当这些功臣出了差错时，他着重指出“贫时得铁，犹胜于金”，常以其功而从轻处治。努尔哈赤招徕了许多有才之人，他们献计献策，多次进入大明掠夺使女真部逐渐“民殷国富”，为建立和壮大后金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军事

1、军事才能

努尔哈赤戎马生涯长达44年，史称他“用兵如神”，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在军事谋略上，在指挥艺术上，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围城攻坚、里应外合、铁骑驰突、速战速决，体现了高超的智慧。他在萨尔浒之战中，采取“恁[nèn]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就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兵略，成为中国军事史上集中兵力、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他在军队组织、军队训练、军事指挥、军事艺术等方面的作为，都可圈可点。特别是他在作战指挥艺术上，对许多军事原则，如重视侦察、临机善断努尔哈赤御用剑、诱敌深入、据险设伏、巧用疑兵、驱骑驰突、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一鼓作气、速战速决、用计行间、里应外合等，都能熟练运用并予以发挥。

同时，努尔哈赤注重兵器的革新，努尔哈赤在与明朝交战中，多次遭遇明军火力阻击，深知火器的厉害，知道欲破城垒“非炮不克”。除用缴获的大批枪炮弹药武装军队外，还命令归顺的汉军官兵“准备”一定数量的火炮，以加强攻坚力量，并演练出新的战法，据徐光启《略陈台铳事宜并申愚见疏》记载，努尔哈赤攻城时，先用大型火铳在百步外专打城墙，然后再乘机用云梯等攻城器械进行攻击而野战时，总会部署大大小小各种火器为先锋，阵型整齐的冲过来，没有必中的把握就不发射。

2、创立八旗

女真民俗壮者皆兵，素无其他徭役，平时多以渔猎为生。每次作战或行猎，女真人依家族城寨出师，以十人以一人为牛录额真总领其余九人负责各方动向。努尔哈赤起兵正是利用女真人这种传统的狩猎组织形式，牛录额真也成为建州治下的官名之一，起初总分为环刀、铁锤、串赤（铁丳皮牌）、能射四军，成为后来创建旗制的基础。

随着努尔哈赤兵马越来越多，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在吞并乌拉以后对属下人马进行一次整编，以三百人为一牛录，设置一牛录额真（后称佐领）管理，并以黄、白、红、蓝四色为四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努尔哈赤乌拉后，规模更为扩大，于是以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后称参领）；五甲喇为一固山（旗），设一固山额真（后称都统），以梅勒额真（后称副都统）二人副之；固山额真之上则由努尔哈赤之子侄分别担任旗主贝勒，共议国政。旗的数目又在原有四旗基础上再增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为八旗，分长甲、短甲、巴雅喇三兵种，分别是清朝时期前锋、骁骑和护军营的前身。此后随着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接下来的几代统治者对旗制又有所改进，但八个旗这一数目未再有任何变动。

除了军事外，八旗制度还兼有行政、生产、司法、宗族诸职能。努尔哈赤创制八旗使来自不同地区、凝聚力涣散的女真部民整合为一组织纪律性很强的社会整体，增强了军队战斗力的同时也成为了努尔哈赤成就霸业的一把利刃。

3、战略方针

在军事与外务上，努尔哈赤制定了具体的方针、政策和策略。采取了“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即以抚为主，以剿相辅的方针。其具体内容有三：

一为抗拒者杀，俘获者为奴。因纳殷部七村诸申降后复叛，据城死守，“得后皆杀之”。额赫库伦部女真拒不降服，努尔哈赤遣兵攻克，斩杀守兵，“获俘一万”，灭其国，“地成废墟”。

二是降者编户，分别编在各个牛录内，不贬为奴，不夺其财物。原是部长、寨主、贝勒、台吉，大都封授官职，编其旧属人员为牛录，归其辖领。

三为来归者奖。对于主动远道来归之人，努尔哈赤特别从厚奖赐。当他听说东海虎尔哈部纳喀达部长率领一百户女真来投时，专遣二百人往迎，到后，“设大宴”，厚赐财物，“为首之八大臣，每人各赐役使阿哈十对、乘马十匹、耕牛十头”，以及大量皮裘、貂帽、衣、布、釜盆等物。

努尔哈赤还采取了正确的用兵策略，一般是由近及远，先弱后强，逐步扩大。他积极争取与蒙古联盟，尽力避免过早地遭到明朝的打击，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以七大恨发动叛乱以前，没有受到明军的征剿，这极大地有利于统一女真事业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了军事指挥才干。他长于用计，重视保密，多谋善断，议即定，定即行，出兵犹如暴风骤雨，迅不可挡，经常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

民族

1、蒙古族

努尔哈赤兴起后，对蒙古采取了既不同于中原汉族皇帝、也不同于金代女真皇帝的做法。他用编旗、联姻、会盟、封赏、围猎、赈济、朝觐[jìn]、重教等政策，加强对蒙古上层人物及部民的联系与辖治。后漠南蒙古编入八旗，成为其军政的重要支柱；喀尔喀蒙古实行旗盟制；厄鲁特蒙古实行外扎萨克制。后康熙帝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清朝对蒙古的抚民固边政策，其经始者就是努尔哈赤。

2、汉族

努尔哈赤开始占据辽东的时候，对汉人实行“拒敌者杀之，不与敌者勿妄杀”的政策，他优待“尼勘”，给予了归降的汉人以民的地位，从他们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看，其身分接近于后金国人，亦即牛录属员。考虑到这些汉民与满洲的文化传统迥异，努尔哈赤也没把他们编入八旗。而对即对据城不降、不服从命令的汉人则实施镇压、屠杀。

努尔哈赤曾直言不讳地对俘获的汉人说：即使杀了你们，夺取的财物能有多少呢？那只是暂时的，有限的。如果收养，你们的手可以出任何东西。用出的东西做生意，生产的好果实、好东西，那是永久的利益。

努尔哈赤晚年对汉族政策的急转直下，进占辽沈地区后，获得大片土地。他实行屯田制，颁布“计丁授田令”，属民平时自耕自产，战时为兵。与此同时，后金进入辽沈，战胜后抢掠财产、多次毁城，辽民被杀者数以万计；被俘的汉人则按照以往，强迫剃发易服，且多被编入女真人家为仆役、或编入农庄为农奴，许多汉人不堪奴役，起而反抗导致了天命晚期后金社会的不稳定。

文化

女真人在金朝时期曾依照契丹字创建女真字，但因金国亡于元朝之后中原女真人高度汉化，而东北女真又受蒙古影响，导致女真文在明朝中后期彻底失传，以至于明末女真人“凡属书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所以后来努尔哈赤崛起，深感与明朝、朝鲜往来文书需要反复译写多有不便，于是指示大臣噶盖和学者额尔德尼二人创制文字来解决这一问题。起初二者以女真人早已习惯书写蒙古文为由表示不便制造新文字，努尔哈赤则以“如何以我国之语制字为难，反以习他国之语为易耶”给以反驳，并提出借用蒙古字母拼写女真语。后来，二人根据努尔哈赤之意创制而成并颁行，被后世称为“无圈点满文”（老满文），此后再经达海于天聪年间彻底完善，为“有圈点满文”（新满文）。

努尔哈赤主持创制和颁行满文使其治下部民相互交流、书写公文、记载政事、翻译汉籍等方面更为便利。翻译而成的大量汉籍也使努尔哈赤本人及其后世统治者在中原历代王朝的历史中吸取了大量经验。

人物评价

史书评价

《清史稿》：“太祖天锡智勇，神武绝伦。蒙难艰贞，明夷用晦。迨归附日众，阻贰潜消。自摧九部之师，境宇日拓。用兵三十馀年，建国践祚。萨尔浒一役，翦商业定。迁都沈阳，规模远矣。比于岐、丰，无多让焉。”

《清太祖实录》：“凤眼大耳，面如冠玉，身体高耸，骨格雄伟，言词明爽，声音响亮，一听不忘，一见即识，龙行虎步，举止威严。其心性忠实刚果，任贤不二，去邪无疑，武艺超群，英勇盖世，深谋远略，用兵如神，因此号为明汗。”“帝自幼不饮酒，心正而有德，深于谋略，善于用兵，骑步二射绝伦，勇力出众，睿知神圣，不思而得，阐微言，创金书，顺者以恩抚之，逆者以兵讨之，赏不计仇，罚不避亲，如是明功赏，严法令，推己爱人，锄强扶弱，敬老慈幼，恤孤怜寡，人皆悦服。自二十五岁只身崛起，带甲仅十三人，不侵无罪者，中正合宜，天故祐之，削平诸部，及征大明，得辽阳广宁地，又征蒙古，威名大震，有光于祖考，兴国开疆，以创王基。”

历代评价

李如梅：“此贼精兵七千，而带甲者三千；此贼七千，足当倭奴十万。厥父为俺爷所杀，其时众不过三十，今则身自啸聚者至于七千，虽以十人来犯境土，即报辽东而求救。西北虽有鞑子，皆不如此贼，须勿忽。”

李登：“奴酋威行东夷，虽子弟有犯必加诛灭，故人股栗，用兵之际，有进无退。”

熊廷弼：“奴酋能强能弱，诡谲而难驭也。”

袁崇焕：“奴夙知兵，今又屡战屡胜，熟于用兵。”

徐光启：“厉志四十年，尊礼谋士，厚养健卒，博咨密议，简练训齐，其制器选士，政教服习，不合于法者鲜矣。”

乾隆帝：“尔时草创开基。筚路蓝缕。地之里未盈数千。兵之众弗满数万。惟是父子君臣。同心合力。师直为壮。荷天之龙。用能破明二十万之众。每观实录。未尝不流涕动心。思我祖之勤劳。而念当时诸臣之宣力也。”

“铁背山头歼杜松，手麾黄钺振军锋；于今四海无争战，留得艰难缔造踪。”

陈康祺：“太祖高皇帝自天命元年丙辰建元以后，益勤劳国政，靡间昼夜。每五日一视朝，焚香告天，宣读古来嘉言懿行，及成败兴废所由，训诫国人。以议政五大臣参决机密，以理事十大臣分任庶务。国人有诉讼，先由理事大臣听断，仍告之议政大臣，覆加审问，然后言于诸贝勒。众议既定，犹恐或有冤抑，令讼者跪上前，更详问之，明核是非。故臣下不敢欺隐，民情皆得上达，国内大治。盖敷教明刑，其难其慎，早具帝者规模矣。”

蔡东藩：“智深勇沈，信不愧为开国主，然皆由激厉而成。古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者，于此可见矣。”

萧一山：“太祖、太宗，创业开基，勇武睿智。”“努尔哈赤崛起于建州衰微之时，一战而克图伦，借复仇之名，征服邻部：败四寨联军于太兰冈，攻尼堪外兰于鄂勒珲，兵势渐强，威力日增。六年之间，克兆嘉城，取玛尔敦，栋鄂、哲陈，次第归服；苏克、完颜，拱手内向。建州统一，始北向而与海西争雄；所谓‘造攻自亳’，基础已立者矣。均势之说，出自叶赫；彼自恃其塞外雄长，借以要挟；努尔哈赤叱而不应，于是战端遂开。九部之联军既败，扈伦诸国，亦自知兵力不敌，愿乞盟好，乃内不图强，攻战频仍，坐与努尔哈赤以可乘之隙；于是扈伦之运命日蹙，哈达、辉发次第灭亡矣。布占泰以降虏而得国，反恩为仇，屡谋抗逆。大城既下，社稷为墟，只身逃亡，亦可哀已！叶赫虽赖大国之助，苟延旦夕，然唇齿势离，不绝如缕耳！且东北攻略，滨海多服；女真之大部，至是已统治于努尔哈赤一人之手。”

顾诚：“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

金庸：“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努尔哈赤。这个用兵如神的统帅，传下了严密的军事制度和纪律，使得他手下那批战士，此后两百年间在全世界所向无敌。”

滕绍箴：“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历史功绩在于，他适应女真社会要求统一的历史潮流，乘明王朝末世，朝政腐败，边政废弛，边官堕落、贪贿，率领父子兵揭竿而起，统一了原来明朝的建州三卫各部，逐步建立了强大的民族武装及各族人民参加的武装队伍。先后将海西和东海女真各部二百多年分散的局面，推向了空前的统一。”

周远廉：“正是在女真人渴望统一的形势下，努尔哈赤应运而兴，以短短三十余年时期，完成了几百年来没有完成的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并促使女真人与来自不同地区的蒙、汉等各个民族的数十万人，融合为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这是努尔哈赤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努尔哈赤从小部落酋长一跃而为金国的可汗，对统一女真各部、大败明军于萨尔浒、攻取辽沈地区，建立和壮大后金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进入辽沈以后，努尔哈赤也作了不少错事，如残酷屠杀辽东军民；大规模编立农奴制拖克索，使辽东大多数汉民沦为封建农奴；确立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破坏统一的君权、削弱后金国力的倒退的落后制度；怀疑汉官、疏远汉官，影响了满族贵族与辽东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加剧了辽东的动乱。这些弊政大大地破坏了辽东地区的生产，造成人民的苦难。努尔哈赤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不应该起的消极作用。但毕竟是瑕不掩瑜，功大于过。”

阎崇年：“在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的星海中，有两颗最明亮的民族英雄之星——一颗是蒙古族的元太祖成吉思汗，另一颗是满洲族的清太祖努尔哈赤。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奠基的清帝国，绵祚二百六十八年，他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民族英雄。他的姓名与业绩，不仅垂诸于中国史籍，而且载记于世界史册。他活跃在中华统一多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舞台上，他一生十功四过，瑕不掩瑜。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当年明月：①、一代枭雄努尔哈赤死了，对于这个人的评价，众多纷纭，有些人说他代表了先进的，进步的势力，冲击了腐败的明朝，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云云。我才疏学浅，不敢说通晓古今，但基本道理还是懂的，遍览他的一生，我没有看到进步、发展、只看到了抢掠、杀戮和破坏。我不清楚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我只明白，他的马队所到之处，没有先进生产力，没有国民生产指数，没有经济贸易，只有尸横遍野、残屋破瓦，农田变成荒地，平民成为奴隶。我不知道什么必定取代的新兴霸业，我只知道，说这种话的人，应该自己到后金军的马刀下面亲身体验。马刀下的冤魂和马鞍上的得意，没有丝毫区别，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无故剥夺的权力。②、努尔哈赤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作为一名没有进过私塾，没有上过军校，没有受过系统军事训练的游牧民族首领，努尔哈赤懂得什么是战争，也懂得如何赢得战争。他的战役指挥水平，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轶事典故

谊同父子

努尔哈赤及其弟舒尔哈齐隶李成梁麾下的时候，每有征战，勇敢冲杀，捷足先登，屡屡荣立战功，颇受李成梁的赏识。从此努尔哈赤逐渐接近了李成梁，作了随从和侍卫。他俩形影相随，出入京师也不离左右，关系很密切，有的史料说他们“谊同父子”。

矢无虚发

万历十六年（1588年）四月，努尔哈赤亲自迎娶海西哈达万汗的孙女阿敏哲哲（哲哲即格格，姐姐之意）的时候，等待于洞城之地。恰在这时，有一个乘马的人，携带弓箭从旁边经过。努尔哈赤询问左右随从，得知此人就是栋鄂部赫赫有名的、以善于骑射著称的钮翁锦。努尔哈赤派人将钮翁锦邀至面前，称赞数语以后，便指百步之外的一棵柳树，请他献技。钮翁锦毫不椎辞，从容下马，举弓搭话，连发五矢。结果三中两失，所中的三矢落点上下不一。努尔哈赤见后，随即起身，搭箭在弦，拉长弓如满月，也连发五矢，结果矢矢皆中，五矢落点相去不远，从人见了，无不喝彩、敬服。

姓名轶事

野猪皮是对努尔哈赤的称呼。在满语中，野猪皮这个词是nuheci，后人推测努尔哈赤（nurgaci或Burhaci）含义为野猪皮。

相关争议

死因之谜

关于努尔哈赤的死因，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是被袁崇焕的炮火所伤，郁愤而死，还是因为身患毒疽，不治身亡。

1、病死说

病死说出自《清史稿》，据记载，在天命十一年七秋七月“上不豫”，至“八月丙午，上大渐，乘舟回。庚戌，至爱鸡堡，上崩”。

2、重伤致死

而重伤致死出自朝鲜人李星龄所著的《春坡堂日月录》，据该书记载，朝鲜译官韩瑗随使团来明时，碰巧与袁崇焕相见，袁很喜欢他，宁远之战时曾把他带在身边，于是韩瑗得以亲眼目击这次战役的全过程。宁远战事结束后，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向努尔哈赤“致歉”（实为冷言讥讽），说“老将（按：指努尔哈赤）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按：指袁崇焕），岂其数耶！”努尔哈赤“先已重伤”，这时备好礼物和名马回谢，请求约定再战的日期，最后终于“因懑恚而毙”。这条史料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了“重伤”，并由于宁远兵败，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悒悒不自得。在肉体和精神受到双重创伤的情况下，这位沙场老将终于郁郁而终。

但清史专家李鸿彬在《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一书中，却对努尔哈赤炮伤而死论者的关键证据《春坡堂日月录》提出了质疑，并提出第三种观点“愤懑致死”说。

疑点一：既然朝鲜译官韩瑗都知道努尔哈赤“先已重伤”，那么守卫宁远的最高统帅袁崇焕就应更加清楚，何况袁崇焕还曾派遣使臣前往后金营中察看过呢。如果努尔哈赤确实身负“重伤”，这当然是袁崇焕的特大功劳，也是明军的重大胜利，不仅袁崇焕本人，而且朝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大书特书，以便激励军民的士气。但是，无论是袁崇焕本人报告宁远大捷的折奏，还是朝廷表彰袁崇焕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贺袁崇焕宁远大捷的奏疏，其中都只字不提努尔哈赤受伤之事，显然是后人附会之说。

疑点二：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是1626年正月，至八月二十日死，其间八个多月。从大量史料记载看，在这八个多月中，努尔哈赤并没有去治病，而是“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准备再进攻宁远，以复前仇。四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五月，毛文龙进攻鞍山，后方吃紧，这才回师沈阳。六月，蒙古科尔沁部的鄂巴洪台吉来朝，他亲自“出郭迎十里”，全不像“重伤”之人。

因此，李鸿彬认为，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有没有身受“重伤”，是不是“懑恚[mèn huì]而毙”，很值得怀疑。

李鸿彬认为，努尔哈赤回到沈阳以后，一则由于宁远兵败，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败在初历战阵的青年将领手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心情郁忿；二则因为年迈体衰，长期驰骋疆场，鞍马劳累，积劳成疾。同年七月中，努尔哈赤身患毒疽，并非炮伤，二十三日往清河汤泉疗养。到了八月七日，他的病情突然加重。于五日之后，八月十一日，便乘船顺太子河而下，转入浑河时，与前来迎接大妃乌拉那拉氏相见后，行至离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逝世。

姓氏之谜

1、爱新觉罗

清太祖努尔哈赤姓什么？一般人可能会毫不犹豫地说出姓爱新觉罗。其实关于努尔哈赤的姓氏，文献记载，稗官野史，杂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一团历史之谜。据文献记载就有六种说法：认为努尔哈赤姓佟、童、崔、雀、觉罗、爱新觉罗。清朝皇室祖先以神话为名，认为其姓氏“爱新觉罗”原系天赐。

努尔哈赤的姓氏之所以谜团重重，原因在于，满洲初期没有文字，没能留下原始的满洲文献记载；据《清太祖实录》记载，清朝皇帝都认为自己姓爱新觉罗，其中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有三个仙女在池中沐浴，一只神鹊衔来一枚果子，落在三仙女的衣服上，仙女爱不释手，把果子放入口中，吞进腹中，从而有了身孕，生下一个男孩，男孩相貌奇异，而且刚出生就能说话，仙女告之，他姓爱新觉罗，名叫布库里雍顺。布库里雍顺也就是清朝皇帝的祖先。

清朝在《清太祖实录》之后，官修的“会典”、“宗谱”、“通志”等，以及皇帝的御制诗文，凡属清代的官书，都来自努尔哈赤及其后裔一方所编造的所谓记载，都是“钦定”、“御制”，也都是说自己姓爱新觉罗。

2、“童”或“佟”

在明朝、朝鲜的文献记载中，努尔哈赤姓“童”或“佟”。

刚开始满洲并没有满文，当时明朝、朝鲜的官私书籍里，关于清朝先世的姓氏又是怎样记载的呢？

据阎崇年考证，明朝和朝鲜的文献均有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姓佟或童。努尔哈赤曾作为明朝的建州卫官员，先后八次骑马到北京向明朝万历皇帝朝贡。明人或明清之际的学者，做了大量的记载，都说努尔哈赤姓佟而且努尔哈赤曾同朝鲜打交道数十年，朝鲜文献也留下大量记载。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有如下记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正月，努尔哈赤向朝鲜国王回帖云：“女真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努尔哈赤禀”等等。

努尔哈赤自称姓佟。申忠一作为朝鲜南部主簿到达佛阿拉，受到努尔哈赤的接见，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他回国后将见闻写成《申忠一书启及图录》即《建州纪程图记》，资料珍贵，相当可信；而那篇《回帖》是努尔哈赤本人让他转给朝鲜国王的。这是努尔哈赤亲自审阅过的正式公文，应当算是第一手资料。但是，朝鲜文献更多的是把“佟”写作“童” 。

“童”和“佟”实际上是女真人的普遍姓氏，是假借汉人的姓氏。佟姓或童姓，不但是辽东的显著大姓，也是当时女真人的普遍姓氏。谁做了部落的酋长，谁与明朝发生关系，这人便以佟或童为姓，通过“四译馆”，转给明政府。

章炳麟的《清建国别记》中提到一种说法，佟姓原来是汉人的姓氏，后来常被夷人袭用，以假冒汉人。清朝皇室的祖先在名字前面冠以“佟”姓，可见女真酋长，可以随时姓佟或童，佟姓或童姓，也就成为他们的公姓。

3、“雀”或“崔”

努尔哈赤的姓氏除了佟或童的说法之外，朝鲜人还有记载称他姓雀或姓崔。

阎崇年认为，有一种解释是来源于努尔哈赤的母亲因为吞下雀卵才生下了他，不过清朝人并没有如此记载，《清太祖实录》的《武录》、《满录》、《高录》三书，仅记载其母怀孕十三月而生努尔哈赤之事，并无吞卵而孕之说。

第二种解释则来源于仙女吞服神鹊留下的果子而生下清朝皇帝祖先的神话，因此传闻努尔哈赤姓雀。而且满洲先人曾把乌鹊作为图腾，这些都能把清朝皇室姓氏同“鹊”或“雀”相联系。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新看法，认为努尔哈赤姓“崔”是由于朝鲜语中，崔的发音介乎于汉语缺和吹之间，与“觉罗”中“觉”字音相近，于是怀疑崔姓是来源于“觉罗”的误读。

陵寝墓地

福陵是努尔哈赤及其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的陵墓。与沈阳市的昭陵、新宾县永陵合称“关外三陵”、“盛京三陵”。

东陵公园始建于1629年（天聪三年），到1651年基本建成。后经清朝顺治、康熙、乾隆年间的多次修建，形成了规模宏大、设施完备的古代帝王陵墓建筑群。距今已有三百六十余年历史。崇德元年（1636年）大清建国，定陵号为“福陵”，1929年被当时奉天当局辟福陵为东陵公园，1963年被列为辽宁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国务院将其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陵公园地处于沈阳市东郊二十里的天柱山上，整个占地面积为557.3公顷，其中陵寝占地为19公顷，整座陵墓背倚天柱山，前临浑河，自南而北地势渐高，山形迤逦、万松参天、众山腑伏、百水回环、层楼朱壁、金瓦生辉、建筑宏伟、气势威严、幽静肃穆、古色苍然，其优美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邃人文景观早已为历代文人雅士所垂青。福陵建筑格局因山势形成前低后高之势，南北狭长，从南向北可划分为三部分：大红门外区、神道区、方城、宝城区。陵寝建筑规制完备，礼制设施齐全，主要建筑规模宏伟，陵寝建筑群保存较为完整。

2004年7月1日，在中国苏州召开的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批准中国的沈阳福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