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蒲松龄（1640年—1715年），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亦称柳泉居士，山东省淄川县人。清代杰出文学家，优秀短篇小说家。

家世

蒲氏自明代初年，世居淄川城东满井庄，后以族姓日蕃，别姓绝少，改名蒲家庄。蒲氏虽非名门望族，但多读书，获科举功名者代不乏人。蒲松龄的父亲名蒲槃，幼习举子业，乡里称博学洽闻，科举不利，弃儒经商，饶有赢馀，“称素封”，待经过明清之际的战乱，加以子女较多，食指日繁，家道遂衰落。

文学成就

蒲松龄一生的文学生涯，摇摆于传统的雅文学和民间的俗文学之间。他生长于农村，幼年受过乡村农民文化的熏陶，会唱俗曲，也曾自撰新词，只是近世传抄的“聊斋小曲”已不辨真伪。他身为文士，以能文为乡里称道。所写文章多是骈散结合，文采斐然，惜乎多是代人歌哭的应酬文字，只有几篇赋事状物的四六文，才是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作品，被辞赋史家推为清初辞赋之能手。他也曾染指于词，作品较少，显然是一时之兴致或交往之所需，方才偶尔操笔。诗作甚丰。他进学伊始，意气风发，曾与学友张笃庆等人结为“郢中社”，“以宴集之馀晷，作寄兴之生涯”。（《郢中社序》）然社集倡酬不存，存诗起自康熙九年（1670年）秋南游登程经青石关之作，最后一首为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除夕所作绝句，距其寿终才22日，凡千馀首，可谓终身不废吟咏。其诗如其人，大抵皆率性抒发，质朴平实，熨贴自然，可见其平生苦乐辛酸，其中颇多伤时讥世之作，有讥刺地方大员匿灾不报、为驾耗费巨赀而滥征“羡金”者，伉直之性，磊落之气，寓于其中。他身为塾师，中年曾写过《省身语录》《怀刑录》等教人修身齐家的书，晚年《聊斋志异》基本辍笔，更转而热心为民众写作：一方面用当地民间曲调和方言土语，创作出《妇姑曲》《翻魔殃》《禳咒》《墙头记》等反映家庭伦理问题的俚曲，寓教于乐；另一方面又为方便民众识字、种田、养蚕、医病、编写了《日用俗字》《历字文》《农桑经》《药祟书》等文化技术普及读物。

蒲松龄自谓“喜人谈鬼”，“雅爱搜神”。有文献表明他从青年时期便热衷记述奇闻异事，写作狐鬼故事。对一位志在入仕的秀才来说，这未免是不务正业，“可怜无补费精神”。为此，他曾受到友好的劝阻、不友好的讥讽。40岁时，他将已做成的篇章结集成册，定名为《聊斋志异》，并且撰写了情辞凄婉、意蕴深沉的序文——《聊斋自志》，自述写作的苦衷，期待为人理解。他没有屈从社会的偏见，此后仍然执着地写作，直到年逾花甲，方才逐渐搁笔。《聊斋志异》，是他在大半生的时间里陆续创作出来的。

聊斋志异

蒲松龄作《聊斋志异》，承袭了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人传奇的衣钵，但在观念和作法上却有了质的飞跃。六朝人记叙怪异之事，是信其为实有，“明神道之不诬”；唐人写怪异故事是“假幻设以自见”，重在构想之幻、情节之奇，而少现实内容和意蕴。蒲松龄摆脱了“明神道”的观念，以生活经验理性，驾驭六朝志怪小说和后来渗入民间宗教信仰中的神秘意识，诸如人死为鬼，幽明相通；物老成精，能化人形；得道成仙、为神，能给人以祸福等，进行文学创作，虚构出诡谲瑰丽的故事，来针砭现实，抒发忧愤，表达个人的感受、经验和情趣，寄托精神上的追求、向往。这样，原来六朝志怪小说和渗入民间宗教信仰中的神秘意识及其思维模式，也就转化为文学幻想的审美方式和表现方法，狐鬼花妖精魅不再是迷信意识中的神秘现象，而成为蒲松龄假幻想创造的文学意象，神仙也不再是宗教意识中不可亵读的崇拜对象，而成为观照人间官僚或某类人的文学形象，多半寓批判之意。《聊斋志异》之所以超越以前的志怪传奇小说，成为这一类小说最杰出的文学名著，根本原因就在于将宗教迷信意识转化为文学的审美方式。

《聊斋志异》，凡490馀篇，内容相当复杂，作法不一，思想和艺术都是极不平衡的，可以说优劣并存。但是，就主导方面说，多数篇章是发自真实的感受，反映了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大体上有以下几类：一、揭露官府黑暗，官贪吏虐，鱼肉百姓，官军大肆掳掠，滥杀无辜；二、鞭挞豪绅为富不仁，凌辱良善小民；三、讥讽科场考官昏庸，黜佳士而进庸劣；四、嘲谑炎凉世态、浇薄风俗；五、体现人生经验哲理，赞美爱情自由、婚姻自主寄托理想追求。在志怪类小说的艺术方面，《聊斋志异》也有很多创新，充分发挥了真幻相生、虚实互渗的艺术潜能力，呈现出情节结构模式的多样化。有的以情节曲折取胜，极尽起伏跌宕之能事，有的不以故事取胜，或重在刻划人物性格，或重在叙写一个内蕴深沉的场面，或重在营造情景交融的意境。在叙事中，虽然基本上采用全知观点，但却多用虚笔、伏笔，制造悬念，甚至含糊其辞，造成一种扑朔迷离的情趣，增强了小说的艺术魅力。许多篇章的花妖狐鬼不仅多具人情，而且富有诗人气质，以诗句表情达意，有的故事的构成便含有诗歌意蕴，有的景物描写极富诗情画意，再加上叙述语言雅洁隽永，《聊斋志异》便呈现出浓淡不同的诗化倾向。蒲松龄堪称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创作之圣手。

诗文

聊斋文。蒲松龄的《聊斋文集》现存13卷。第一卷为赋，计11篇；第二卷为传、记，计14篇；第三卷为引、序、疏，计82篇；第四卷为论、跋、题词，计13篇；第五卷为书启，计131篇；第六卷为文告、呈文，计23篇；第七卷为婚启，计56篇；第八卷为生志、墓志、行实，计3篇；第九卷为祭文，计41篇；第十卷为杂文，计20篇（附楹联8联）；第十一卷为拟表，计31篇；第十二卷为拟表，计48篇；第十三篇为拟判，计66篇。以上共计539篇，各种文体皆备。

聊斋诗。蒲松龄的《聊斋诗集》共计五卷，外加《续录》和《补遗》，共有诗1039首。从青年时代起，蒲松龄就开始了诗歌创作，这从他写的《郢中社序》可以看出。可惜的是，他早年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现行的《聊斋诗集》为路大荒编定，起于康熙九年庚戌（1670年），止于康熙五十三年甲午（1714年），共1029首。其中卷一的《独酌》和《续录》中的《独酌》，字句相同，系重出。《续录》中的《趵突泉》（二首）、《游龙寺》（一首）、《暮春泛大明湖》（一、三两首）、《千佛山》（一首）、《游大佛山》（一首）、《白云亭泛舟》（一首）、《登历下亭》（一首）、《北渚亭》（一首）、《环碧亭》（一首）等11首诗，系他人作品混入。（李伯齐《窜入〈聊斋诗集〉的几首赝品》，载《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三辑。）去掉以上重出和赝品，《聊斋诗集》实有诗1017首。蒲松龄的佚诗，英国伦敦牛津大学图书馆《听秋声馆抄书·聊斋诗草》中有五首，淄博张庆林家藏《聊斋诗集》抄本中有14首。（见赵蔚芝《聊斋诗集笺注·补遗》。）邹宗良从二卷本《聊斋诗集》中发现一首，加上这20首佚诗，共1037首。但高翰生《聊斋诗集跋》称蒲松龄共有诗1295首，故尚有250馀首诗的差距。

聊斋词。蒲松龄的词现存119阕，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残存的词稿，原藏于蒲氏后裔孙某，再藏于淄川李席珍，三藏于光绪年间山东巡抚李秉衡，四藏于武安高智怡。（见高智怡《蒲松龄词稿手迹题记》，《蒲松龄集·聊斋词集》附录。）这部残稿系副本，共计42纸，包括词86阕，其中末阕《沁园春·留别钟圣舆》，只存词调和标题，实有85阕。二是《聊斋诗集》六卷抄本中末卷《诗余》多出的七阕。三是北京图书馆所藏《聊斋文集》抄本中《词集》二卷多出的26阕。路大荒先生所编的《蒲松龄集·聊斋词集》只收录了上述前两部分。

俚曲

聊斋俚曲，是蒲松龄利用时调俗曲的曲牌，用白话及方言俚语填词创作的长篇讲唱叙事故事。据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记载，蒲松龄著有俚曲14种：“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翻魇殃、寒森曲、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丑俊巴、快曲、禳妒咒、富贵神仙后变磨难曲、增补幸云曲。”其中《丑俊巴》为未完成作品。《磨难曲》是《富贵神仙》的增订本，在流传中成为两个独立的本子。所以俚曲实为15种，共计62万余字。除《琴瑟乐》外的俚曲均见于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蒲松龄集》；《琴瑟乐》则于1986年首次刊于《聊斋佚文辑注》（盛伟辑注《聊斋佚文辑注》，齐鲁书社1986年1月出版。）。

杂著

雍正三年（1725年）张元撰《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附刻杂著名称五种：《省身语录》《怀刑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后来王洪谋（禹臣）撰《柳泉居士行略》中提到蒲氏又有《家政内编》和《家政外编》两种。据蒲氏“文集”中所收录的蒲氏自己所撰之序、跋中，可知他尚有《婚嫁全书》《帝京景物选略》《庄列选略》《宋七律诗选》《小学节要》《药祟书》《会天意》《观象玩占》，凡八种。另外还有康熙九、十年间，蒲氏南游于孙蕙县署中为之所拟之《鹤轩笔札》二册。这样，加起来，蒲氏所撰杂著当为16种。

《农桑经》，张元撰《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附记杂著五种之一。由于该书是作者依据古代农书，根据淄川地区的具体情况，对其加以“增删”，所记述的技术措施切实可行，颇受淄川地区百姓的欢迎。故该书流传很广，各种抄本也比较多，但长期未刊刻，直到1962年才由路大荒先生收录进《蒲松龄集》中；1982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李长年先生校注的《农桑经校注》单行本，并收录了藏于辽宁省图书馆之《农桑经残稿》（实为《家政外编》的一部分）。

作品影响

国内影响

蒲松龄生前，《聊斋志异》已引起周边人们的兴趣，竞相传抄。《聊斋志异》刊行后，遂风行天下。在其后一个时期里，仿效之作丛出，造成了志怪传奇类小说的再度繁荣。20世纪以后，不仅《聊斋志异》仍为人爱读，而且其中许多篇章不断被改编为戏曲、电影、电视剧，影响是深远的。《聊斋志异》还很早便走向了世界，现在已有日、美、法、德、意、俄、越南、捷克、罗马尼亚、波兰、西班牙等近20余种语言的译本，流传于世界各地。蒲松龄为中国、为世界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聊斋志异》问世后，风行一时，模仿之作纷纷出现。清乾隆年间主要有沈起凤《谐铎》和邦额《夜谈随录》浩歌子《萤窗异草》等。乾隆末年，袁枚撰《新齐谐》（原名《子不语》）二十四卷，续十卷，作者自序其创作动机说：“文史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感也。”鲁迅评为：“其文屏去雕饰，反近自然，然过于率意，亦多芜秽，自题‘戏编’，得其实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作品内容大都是些供无聊消遣的神鬼怪异之作，没有什么思想价值，不过其文笔确如鲁迅先生所评颇自然流畅。

从清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影响最大的是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纪昀是最早对《聊斋志异》颇有微辞的重要学者，他认为：“《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今燕昵之词，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鲁迅认为这是“訾其（《聊斋志异》）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简，既非自叙之文，而尽描写之致。”从这种观点出发，纪昀创作了《阅微草堂笔记》，该书在体制上有意和《聊斋志异》对立，摒弃《聊斋志异》用传奇体而以志怪的创造性，努力模仿汉晋笔记小说，“尚质黜华”，记事简要，而多所议论。思想内容上则主张“不乖于风教”，“有益于劝惩”，极力维护、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或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因此该书不论是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都无法与《聊斋志异》相比。

从清嘉庆到清末，受《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影响的文言小说主要有管世灏《影谈》、许元仲《三异笔谈》、俞鸿渐《邱雪轩随笔》、王韬《淞隐漫录》、宣鼎《夜雨秋灯录》、俞椒《右台仙馆笔记》等，这些书有的志怪色彩渐稀，流于烟花粉黛的记述；有的充满腐朽的封建说教；有的则纯粹是搜奇猎异的游戏之作，文言小说逐渐没落。

除文言小说之外，清代的白话小说创作也受到了《聊斋志异》的巨大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当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继承了《聊斋志异》的传统，通过具体描写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过程，进一步宣告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以宝、黛爱情为主线描写四大家族的兴衰过程。《聊斋志异》的爱情观对《红楼梦》产生了深远影响。蒲松龄和曹雪芹都歌颂男女对异性的“痴情”，都创作了一批痴情男女的形象。他们赞赏汤显祖在《西厢记》中提出的“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者”的“至情”观，并继续向前发展，给传统的爱情主题再一次增添新的历史内容。

对待妇女，蒲松龄是很尊重的。《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大都美丽、善良、聪慧、侠义、多才、能干，不亚于须眉男子。《红楼梦》更进一步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见了女儿很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显然是对男尊女卑社会的有力打击。总之，蒲松龄和曹雪芹都要求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解放妇女，蒲松龄比曹雪芹更多地保留着封建伦理观念，曹雪芹在蒲松龄思想的基础上，使《红楼梦》更多地闪烁着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则继承了《聊斋志异》对科举制度的批判精神，并有了新的发展。其他白话小说如李汝珍的《镜花缘》晚清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在妇女、揭露社会现实等问题上，都受到了《聊斋志异》的影响。

《聊斋志异》对中国戏曲的影响尤为突出。自从《聊斋志异》问世以后，早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就有黄燮清根据《曾友于》一篇改编的戏曲《脊令原》传奇。他还有《绛绡记》（演《西湖主》故事）、《飞虹啸》（演《庚娘》故事）等传奇作品。此外还有陈、陆伯和等改编的《负薪记》（演《张诚》故事）、《错姻缘》（演《姊妹易嫁》故事）、《如梦缘》（演《连琐》故事）等。此后的改编更是为数甚多，不胜枚举。全国各种地方戏曲几乎都有《聊斋志异》的改编剧目，其中仅《胭脂》一篇就有京剧、秦腔、川剧、河北梆子、山东梆子、评剧、越剧、五音戏、剧等剧目。地方戏曲中仅川剧就改编过60种“聊斋戏”，京剧则有40多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荀慧生、周信芳、欧阳予倩、尚小云、程砚秋、金少梅都曾表演过“聊斋戏。”

《聊斋》的电影改编很早就开始了。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根据《珊瑚》改编的《孝妇羹》是最早的聊斋电影。此后到建国前的1947年，又有七家电影制片厂（公司）拍摄了八部根据聊斋故事改编的电影。建国后，从1961年到1992年，先后有十多家电影制片厂拍摄了16部聊斋故事片。其中主要有西安电影制片厂的《鬼妹》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碧水双魂》北影的《古庙倩魂》及后来由著名导演谢铁骊执导的《古墓荒斋》峨眉电影制片厂、安徽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金鸳鸯》，及潇湘电影制片厂的《幽魂奇恋》等等。相对于电影来说，《聊斋志异》的电视剧改编制的“聊斋电视系列剧”，集中了全国数十名编剧、导演，几百名演员，上千名创作人员，计划拍摄60部80集，实际完成48部78集，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聊斋电视剧制作。这部系列剧陆续播出后，在全国引起一定反响，并发行到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王富聪、王林书分别著有《聊斋影视评论》《聊斋影视改编研究》，对此系列大片的成败得失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评论。

国际影响

《聊斋志异》对国际的影响，主要是对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的影响。据日本专家藤田祐贤先生考证，《聊斋志异》在中国最早的刻本“青柯亭本”出版大约两年后（1768年后）即传入日本。到公元1887年，出现了第一部《聊斋志异》的日文选译本《艳情异史》。《聊斋》传入日本以后，日本文学创作陆续出现了一些根据《聊斋》故事进行小说或戏剧形式改编的作品。最早直接受到《聊斋》影响的作品是生活于1833至1918年间的汉学家石川鸿斋创作的、出版于1888年的《再生奇缘花神谭》和出版于1889年的《夜窗鬼谈》中的花神。《再生奇缘花神谭》取材于《聊斋》中的《花神》《香玉》，编织成一个情节更为曲折复杂的故事。而《花神》受《聊斋》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故事内容、情节结构、描写手法均与《聊斋》无异。

日本近代文学创作，小说家、诗人从《聊斋志异》取材更是一个显著现象。小说家尾崎红叶出版于1890年的小说《巴波川》就是一部与《聊斋志异》有极深渊源关系的作品，其情节直接受《聊斋》中《花姑子》一篇的影响，藤田氏并认为，《巴波川》实际是以《花姑子》为构思蓝本。

日本近代著名小说作家芥川龙之介曾创作了四篇直接取材于《聊斋志异》的短篇小说。分别是：《仙人》（取材于《鼠戏》《雨钱》）、《酒虫》（取材于《酒虫》）、《掉头的故事》（取材于《诸城某甲》）、《仙人》（取材于《崂山道士》）。日本评论家认为，芥川的作品表现了某些奇特的情趣，其浪漫主义倾向终其一生而不改。不能不说是有《聊斋志异》的影响。从《聊斋志异》中取材并留下了公认是好作品的是太宰治。他创作的《清贫谭》和《竹青》分别取材于《聊斋·黄英》和《竹青》《莲香》，成为能体现这位以描写家庭生活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大家创作特色的作品。

日本现代作家中受《聊斋志异》影响最大的有“芥川文学奖”获得者安冈章太郎及评论家、小说家栗田勇代。安冈章太郎于1975年出版了《我说聊斋志异》，是完全在《聊斋志异》的影响下创作的。栗田氏则于1967年出版了《爱奴》，先是改为三幕剧，于1969年公演，博得极大好评；后又被搬上银幕，并参加了第1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在当时的日本年轻一代中引起巨大反响。他的作品“让幽鬼与生者在官能的世界中相互接触，展开了一个可以说是具有超越死亡的、给性官能涂上庄严色彩的爱的世界”。他出版于1968年的短篇小说集《爱奴系谱》则直接取材于《聊斋志异》中《莲香》《连琐》等名篇。日本专家藤田祐贤认为，“由于（栗原）这个受到来自法国象征派和超现实主义派诗人和作品影响的现代作家的创作，《聊斋》的世界呈现出一种恍惚于现代之中的姿态。这是日本文学中未曾见过的世界，是受到《聊斋》影响而创作的特异之作。”此外，还有好多作家受到《聊斋志异》的影响。如：评论家、小说家涩泽龙彦的小说《护法》取材于《聊斋·陆判》；霜川远志在1971年出版了包括15篇短篇小说的《脱胎换骨的聊斋志异〈夜叉人〉》；芥川奖获得者森敦于1979年出版了《我家版聊斋志异》等等。

《聊斋志异》对日本儿童文学产生一定影响。有1929年出版的、佐藤春夫收有《促织》等四篇聊斋故事的《支那童话集》，1967年出版的、藤田祐贤译的《中国文学名作全集》9；1977年出版的、丸山松幸、竹内良雄合译的《献给少男少女的中国古典文学》13，等等。《聊斋志异》传入日本以后，在日本文学的土壤里结出了累累硕果，充分说明了《聊斋志异》这部不朽巨著已成为全人类的宝贵遗产。

人物评价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蒲松龄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其制艺《蚤起》《一勺之多》，为山东学政施闰章所赏识，称其文章“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

郭沫若于1961年为蒲松龄故居题写对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老舍题词：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全国人大常委原副委员长胡厥文题词：落落宏才未得申，挥笔弄墨染风尘。意弥性挚开金石，天顺人和狐鬼驯。绣口锦心有若无，生花彩笔假犹真。千篇恩爱悲欢剧，易俗移风劝世人。

遗存遗迹

自跋画像

存蒲松龄纪念馆，国家一级文物。画像系绢本彩色工笔画，立轴，长258厘米，宽69厘米，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作品。此画像一直保存在蒲氏后人手中，世代相传，1954年捐献给蒲松龄故居管理委员会，由蒲文琪等人共同保管。1961年由专职干部蒲玉水送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了揭裱修补，并复制两幅，一幅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一幅在蒲松龄故居聊斋正房展出。 [14]

遗迹

蒲松龄故居

蒲松龄故居，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原为东向大门一间，北堂屋三间（即聊斋），东西厢房各两间。是北方农村的典型建筑。抗日战争期间，遭侵华日军焚毁。新中国建立后，山东省政府派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联路大荒、陶钝等前来考察，于1954拨款进行修复。

蒲松龄墓园

蒲松龄墓园，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东门外一里许，整个墓园占地一千多平方米。内有古墓30多个，古柏30多株。蒲松龄墓在西北隅。封土高两米多。墓前有清雍正三年（1725年）张元撰《柳泉蒲先生墓表》石碑一座。

柳泉

柳泉，位于蒲家庄东门外。原名满井，蒲家庄早年因此井而得名为满井庄。蒲松龄非常喜爱柳泉，曾说过“予蓬莱不易也”。所以自号“柳泉居士”。传说他曾在此设茶待客，与过往行人作促膝之谈，听他们谈狐说鬼，以搜集创作素材。解放后与修复蒲氏故居的同时也进行了恢复旧景的建设。

蒲松龄书馆

西铺设馆处，位于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西铺村。蒲松龄自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在这里执教达30年之久。这里也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居，他在这里完成了他一生大部著作，留下了可贵的文学遗产。经过历史的变迁，已经荒落和废圯了，唯一留下的就是振衣阁，也因年久失修几近倒塌了。随着蒲松龄故居修复及聊斋作品整理，西铺蒲松龄设馆处，日益被政府重视。1985年开始，淄博市及周村区多次拨款进行整修。恢复了绰然堂、整修了振衣阁及东西两厢房。并设立管理机构，进行了必要的陈列，对外开放，接待中、外观众。

石隐园

石隐园，是西铺设馆处馆东毕家的花园，以石景为主的私人园林。蒲松龄在这里留下许多诗文，如《逃暑石隐园七律二首》《读书石隐园，两餐仍赴旧斋七古一首》《石隐园七律一首》《冬初过石隐园即景五古一首》等。可惜该园年久失修，已为毕家后人盖了住房。

纪念研究编辑

纪念、研究机构

蒲松龄纪念馆。蒲松龄纪念馆是在山东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蒲松龄故居基础上扩建而成的。蒲松龄故居历史上曾经被毁，长期荒废。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在经过大量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在原址上修复了蒲松龄故居，并成立了蒲松龄故居管理委员会，陆续开辟展室，征集藏品，展出蒲氏著作。1980年，淄博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蒲松龄纪念馆，下辖聊斋正房、柳泉、蒲松龄墓园等三处遗址。蒲松龄纪念馆为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被省、市有关部门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市级文明单位。

蒲松龄纪念馆拥有各类藏品一万五千多件，包括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蒲松龄画像、手稿、印章，较为珍贵的《聊斋志异》等旧线装抄、刻本、外文印本、港台版本；改编的聊斋故事、连环画册、戏曲、影视剧本；研究蒲松龄生平及其著述的论文、专著及相关报道杂说、书目索引、文物资料等。陈列方面，除聊斋旧居复原陈列外，还有蒲松龄生平，著述版本、蒲学研究成果等主题陈列及馆藏字画、聊斋故事泥塑等各种附属陈列，拥有六个展厅，陈列内容丰富充实、新鲜活泼、雅俗共赏。

蒲松龄故居属清代北方农家建筑风格。蒲松龄纪念馆把庭院建筑、绿化也纳入陈列范畴，展室均是土坯草顶的民房结构；又精选了扶方藤、杨柳、松、石榴、白果等树种精心种植，使整个蒲松龄纪念馆古朴典雅、洋溢着鲜明的特色，令中外游客留连忘返。

蒲松龄研究所。蒲松龄研究所成立于1986年9月，是在蒲松龄纪念馆现有人员的基础上组建的，1990年代有研究人员七人，其中有正高级职称的二人，副高级职称的二人，中级职称的六人，初级职称的十余人。研究所组建十年来，推出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发表了许多论文，出版了十余部专著，其中《聊斋佚文辑注》《蒲松龄生平著述考辩》《全译白话聊斋志异》等在蒲学界引起一定反响。由蒲松龄研究所主办的《蒲松龄研究》杂志，当时是国内外唯一一家蒲学专业学术刊物。自1986年创刊以来已出版45期，推出蒲学论文约4000余篇。其中1995年编辑出版的《纪念蒲松龄诞辰350周年专号》，全书40多万字，囊括了国内外较有影响的蒲学专家的40多篇论文，体现了蒲学最新研究成果，得到了蒲学界广泛好评。该刊现为季刊，主要设有蒲松龄生平、《聊斋志异》研究、聊斋诗文研究、聊斋俚曲、杂著研究、专家介绍、资料辑佚、新书架等栏目，面向国内外发行。

蒲松龄研究会。蒲松龄研究会是淄博市范围内的群众性学术团体，成立于1986年，现有会员50多人。

山东大学蒲松龄研究室。山东大学蒲松龄研究室成立于1980年，袁世硕教授任主任，前后共编辑出版《蒲松龄研究集刊》4辑。

学术活动

1980年9月16日至20日，山东省文化局、省出版局、山东大学、省文联、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和淄博市人民政府联合发起，在淄博市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蒲松龄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有70多名专家出席，收到论文41篇，就蒲松龄的生平、思想、著作及影响等各方面作了广泛的新的探索和论述。

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文联、省社联及淄博市有关单位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二次蒲松龄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就蒲松龄的祖先族属问题、《聊斋志异》是否有反清思想、《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与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1988年10月，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在江苏如皋举办了《聊斋志异》专题学术座谈会，有20名专家、学者与会，收到论文10余篇，不同程度地发展深化了过去的研究成果。1991年10月18日至22日，山东大学、山东省文化厅，淄博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首届国际聊斋学讨论会”。来自英、美、日、澳等国家和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70余人与会，收到论文37篇，专著4部。这些论文（专著）从哲学、美学、民俗学等角度对《聊斋志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从史的宏观文化背景上考察了《聊斋志异》数百年盛行不衰的原因。

2001年4月，在淄川召开了第二届国际聊斋学讨论会。由市政府、淄博学院和蒲松龄研究会联合主办。与会的国内专家80多人来自全国26个省、市、区（包括港台地区），国外专家13人，来自美、英、俄、德等9个国家。会议出版了《聊斋学研究论集——国际第二届聊斋学讨论会论文集》，会议的规模，收到的论文数，取得的成果均超过首届。

2015年4月4日中国发行《中国古代文学家（四）》邮票，其中第一枚就是蒲松龄。

现代论著

论文。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及其他著述最初多以抄本行世。在传抄过程中难免“各有点窜，更以卷帙浩繁，择优逐趣而录，或恐有违碍，增删不一”，“……至先生手泽，十损八九”（王敬铸《蒲柳泉先生遗集·序》），给蒲学研究工作造成很大困难。因此，现代早期的蒲学研究以资料搜集为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随着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有关蒲松龄及其作品研究的论文、专著遂大量出现。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到1995年共有1500多篇论文见于全国报刊：1949年至1966年有656篇，1966年7月至1979年有1273篇，1980年至1982年有377篇，1983年至1987年有309篇，1988年至1995年有588篇，合计：1503篇。

纪念建筑

纪念建筑，除蒲松龄纪念馆外，还有聊斋园、留仙湖公园、松龄中学、柳泉大厦、聊斋路、松龄路、柳泉路、石牌坊等。

聊斋园，是一处综合性体现聊斋意境的游览场所。位于蒲家庄东原柳泉旧址，包括蒲松龄墓园，占地24公顷。由蒲家庄农民投资5000多万元兴建，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园内建有艺术陈列馆、狐仙园、石隐园、聊斋宫、聊斋故事实景、蒲松龄墓园。1999年始，蒲家庄又投资3000余万元，在聊斋园的基础上兴建“聊斋城”，已初具规模。2002年，首届中国淄博国际聊斋文化旅游节在蒲家庄举办。

留仙湖公园，淄川城南，原般水及孝妇河交汇处。1960年代修了一个小水库。1985年，淄川区把这里开辟为公园。因为当年蒲松龄南游归来曾在这里垂钓过，所以淄川区就把这个水库命名为留仙湖，公园也叫留仙湖公园。

松龄中学，位于蒲松龄故里蒲家庄南，为淄川区洪山镇集资兴建，1989年建成。

聊斋路，湖田至南庄公路经过洪山镇的一段，命名为聊斋路。为参观蒲松龄故居及聊斋园的必经之路。

石牌坊，位于蒲家庄西门外仙乡路西头。1997年5月落成。大孔门楣上，东、西两面皆有阴刻贴金四个大字。东面为“柳泉遗风”，是山东大学教授、书法家蒋维崧书；西面为“蒲氏故里”，是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孙轶青书。两小孔门楣上装饰有浮雕《聊斋故事图》。整个建筑庄重浑厚、古朴典雅，是参观蒲松龄故居、游聊斋园的第一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