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出身卑贱
朱常洛是明神宗偶然临幸宫女所生。明神宗的皇后王氏、昭妃刘氏自万历六年（1578年）册封后，都无子嗣。万历九年（1581年），神宗在其生母李太后的慈宁宫中私幸宫女王氏，后来王氏有孕，神宗忌讳这件事情而不敢承认，但在内起居注中记载了这件事情，并有当时赏赐给王氏的实物为证，再加李太后盼孙心切，最后被迫承认这件事情。
万历十年（1582年），明神宗册封宫女王氏为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生子，是为神宗长子，取名常洛。
梃击之案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1615年5月30日），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逢人便打，伤及守门官员多人，一直打到殿前的房檐下，内官韩本用将持棍男子抓获，宫内才平静下来。事发过后，张差供认系郑贵妃手下宦官庞保、刘成。郑贵妃为免心腹受罪，向皇帝哭诉。但是太子差点遇害，朝中大臣们议论纷纷，皇帝无奈，说这件事最好是你向太子争取谅解。郑氏跪拜太子，太子慌忙回拜。最后，神宗与太子不愿深究，以疯癫奸徒为罪名，杀张差于市，由于人证消失，庞、刘二犯有恃无恐，矢口否认涉案。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六月一日，明神宗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史称“梃击案”。（《明史》中未曾证实这一案件，但郑贵妃企图夺嫡之事确有此情。）
但梃击案过后，太子检讨缪昌期认为“梃击”后台是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于是义愤地说：奸徒狙击太子宫，能以“疯癫”二字开脱乱臣贼子之罪，以“元功奇货”抹煞忠臣义士吗？后缪昌期被阉党陷害致死。
国本之争
明神宗正宫皇后没有子嗣，众多嫔妃中对郑氏尤为宠爱，万历十二年（1584年），晋封为贵妃，产下皇二子朱常溆，可惜夭折。皇帝对她宠爱不减，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初五生皇三子常洵。随后郑氏便晋封为皇贵妃，并借机乞求明神宗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自己则做皇后。两人写下合同，在道教庙宇中立誓。神宗的承诺，违背了祖制和封建礼制，势必引起重大的政治危机。
明神宗专宠郑皇贵妃，迟迟不立太子。朝中大臣纷纷猜疑，担心郑氏谋立皇三子，损害国本。他们争相提及皇储问题，奏折累计成百上千，无不是指责后宫干政，言辞之间矛头指向郑皇贵妃。明神宗搁置不管，仍旧宠爱郑氏。
为了平息皇储争议，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皇帝终于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三子朱常洵为福王、五子朱常浩为瑞王、六子朱常润为惠王、七子朱常瀛为桂王，争国本事件最终落下帷幕。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共逼退内阁首辅四人（申时行、王家屏、赵志皋、王锡爵），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达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整治另外“东林党”。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就因为有谣言说万历皇帝想要换太子，矛头指向郑皇贵妃，结果皇帝株连逮捕者甚众。到了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又有进言，说郑皇贵妃以及福王将要谋害皇太子，结果皇帝仅仅是让福王就藩，但被郑贵妃暗中阻止了。
恭妃王氏仍旧寂居幽宫，见不到万历帝，整日以泪洗面，流泪度日，渐渐的双目失明了。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王氏薨逝，大学士叶向高建议厚葬，可是皇帝居然不同意。再进言，皇帝才勉强同意追谥皇贵妃。
继位为帝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皇帝驾崩。八月，皇太子朱常洛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宣布次年改元泰昌。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初一日，泰昌帝朱常洛在登基大典上，“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泰昌帝在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感动”。
命丧红丸
朱常洛本来以为新君继位，会有一番作为，但却因红丸案而驾崩。
朱常洛举行登基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初十日，就一病不起。第二天的万寿节，也取消了庆典。据《国榷》记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罪惟录》也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八月十四日，泰昌帝病重，召内官崔文升治病。
崔文升本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以后，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朱常洛患病后，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帝进“通利药”，即大黄。大黄相当于泻药。所以，接下来的一昼夜，朱常洛连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衰竭状态。后来，廷臣们对于崔文升进药的资格和所进药物是否符合医学原理两点，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给事中杨涟说：“贼臣崔文升不知医……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杨涟认为，朱常洛本来身体就虚弱，应当进补，而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其心叵测。当时，朱常洛生母王氏外家、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遍谒朝中大臣，哭诉宫禁凶危之状：“崔文升药，故也，非误也！”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二十八日，朱常洛召英国公张惟贤、内阁首辅方从哲等十三人进宫，让皇长子出来见他们，颇有托孤的意思并下令将崔文升逐出皇宫。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太监们不敢做主，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方从哲说：“彼称仙丹，便不敢信。”接着，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朱常洛。朱常洛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将皇长子交由阁臣小心辅佐，又问起自己的陵墓的营建事宜。在安排好一切之后，朱常洛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到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朱常洛服完红丸后，感觉还好，让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傍晚，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于是，李可灼再让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服后，朱常洛感觉安适如前，没有什么不良反应。
泰昌元年九月二十六日（1620年）五更，朱常洛驾崩。于是，廷臣纷纷议论，指定李可灼、红丸是致皇帝暴毙的罪魁，而且还牵涉到方从哲。不过，方从哲、李可灼对于朱常洛服药，本就是抱着一试的希望，对于朱常洛的死并不要负什么责任。后来，内阁大学士将进药的前后始末详细地在给熹宗的奏疏中说明，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困境。红丸，其实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是用妇人经水、秋石、人乳、辰砂调制而成，性热，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本就虚弱的朱常洛，在最后的岁月连遭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两味药物的折磨，便暴毙而亡。
明光宗朱常洛在位仅仅一个月，享年三十八岁。
主要成就
废矿税
朱常洛即位后便下令罢免全国范围内的矿监、税使，停止任何形式的的采榷活动。矿税早为人们所深感厌恶，所以诏书一颁布，朝野欢腾。
饷边防
朱常洛即位后，便借皇帝遗诏的名义，发内帑百万犒劳边防将士，由大内银库调拨二百万两银子，发给辽东经略熊廷弼和九边巡抚按官，让他们犒赏将士；并拨给运费五千两白银，沿途支用。朱常洛还专门强调，银子解到后，立刻派人下发，不得擅自入库挪为它用。
补官缺
朱常洛先命令礼部右侍郎、南京吏部侍郎二人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随后，将何宗彦等四人均升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启用卸官归田的旧辅臣叶向高，同意将因为“上疏”立储获罪的三十三人和为矿税等获罪的十一人一概录用。召回在万历一朝因为上疏言事而罢免的官员，像袁可立、邹元标、王德完等一些正直敢言的大臣都是在这一时间被起用的。
人物评价
《明史》赞曰：光宗潜德久彰，海内属望。而嗣服一月，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构争。党祸益炽，可哀也夫！
轶事典故
梃击案
梃击案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一位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木棍闯入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并打伤守门宦官李鉴，后被捕。后经审问，显示郑贵妃与此案有关。由于当时审案人员都是浙江籍人士，而当时的浙党领袖方从哲与郑贵妃关系良好，因此颇受人质疑。结果当时的陕西籍刑部主事秘密审讯了张差，结果招出郑贵妃与此确有关系。郑贵妃见东窗事发，哀求皇太子。皇太子也请求皇帝快速了结，加之神宗宠信郑贵妃，除了张差被处决外，此案不了了之，一些主张继续追查的官员事后都受了轻重不等的处分。
在中国历代皇朝的礼制中，皇帝立皇后所生之嫡长子为太子，而皇后无所出时，则以年长者为太子。虽然明朝数代皇帝经过特别情况而被立为帝（明成祖起兵篡夺侄儿惠帝的帝位，明代宗景泰帝因明英宗被俘而被大臣拥立，明世宗因明武宗无子而入继大统），但明朝亦仍然依袭这套礼制。
明神宗万历帝在位期间，由于王皇后无子，故朝臣主张立年长子为太子，皇长子朱常洛，万历十年出生，是神宗宫女所出。皇三子福王朱常洵，万历十四年出生，是神宗宠爱的郑贵妃之子，神宗希望福王为太子，郑贵妃亦不断向神宗进言。但朝臣坚持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而皇太后李氏，皇后王氏也支持立朱常洛。
最初神宗不断拖延，弄至皇长子十岁时，因为储位未定，不能就学读书。神宗虽然处分一些支持皇长子的大臣，但东林党也支持皇长子，使支持皇长子为太子的声势更大。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常洛二十岁，神宗在无法拖延下终于册立常洛为皇太子，常洵为福王，封地为洛阳。
国本之争，演变成皇帝与士绅大臣的势力之争。结果，郑贵妃忍无可忍，终於爆发明朝立国以来最严重宫廷仇杀事件．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有一男子张差，手持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太子内侍韩本用闻讯赶到，在前殿逮捕张差。
经过御史刘廷元审讯，张差是蓟州井儿峪人，语言颠三倒四，常提到“吃斋讨封”等语。刑部提牢主王之寀认为事有蹊跷，觉得张差决不像疯癫之人，用饭菜引诱他：“实招与饭，不招当饥死。”张差低头，又说：“不敢说。”王之寀命众人回避，亲自审问。
原来张差靠砍柴与打猎为生，在一个月前，张差在济州卖完货後，赌钱输了，结果遇上一位太监，太监说可以带他赚钱，张差随这位太监入京，见到另外一位老太监，老太监供与酒肉。几天後，老太监带他进紫禁城。老太监交木棒给张差，又给酒张差饮。带他到慈庆宫，著他进宫後见人即打，尤其见到穿黄袍者（是太子朱常洛）。这是奸人，要把他打死。老太监言明，如打死穿黄袍者，重重有赏，如被人捉住，他会救张差。
张差的供言，结果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使。
朝臣有人怀疑是郑贵妃想要谋害太子，王志、何士晋、张问达奏疏谴责外戚郑国泰“专擅”；郑贵妃则惶惶不可终日，向皇上哭诉，神宗朱翊钧要她去向太子表明心迹。结果皇帝和太子不愿深究，最後以疯癫奸徒罪将张差处以凌迟。张差临死前曾说：“同谋做事，事败，独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问。”（据《先拨志始》）。不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前後五次会审庞保、刘成两人，由于人证消失，庞、刘二犯有恃无恐，矢口否认涉案。六月一日，明神宗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
郑贵妃策动梃击事件，因东窗事发使郑贵妃势力大衰，神宗不得不放弃给福王为皇太子。而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
红丸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所以习惯把他叫作泰昌帝。八月初一日，泰昌帝在登极大典上，“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泰昌帝在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感动”。
本来以为新君继位，会有一番作为，不想登极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泰昌帝就一病不起。第二天的万寿节，也取消了庆典。《国榷》记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罪惟录》也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八月十四日，泰昌帝病重，召内官崔文升治病。服用崔文升开的药后，就开始腹泻，用今天话来说可能是得了急性肠胃炎吧。一昼夜泻好多次，有的说一昼夜泻三四十次。八月二十九日，泰昌帝召见内阁大臣，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首辅方从哲等回话：“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妙药，臣等未敢轻信。”这里稍作解释。鸿胪寺是掌管朝会、宾客、礼仪等事的一个机构，鸿胪寺的正卿叫鸿胪寺卿，四品。他的副手是鸿胪寺少卿，五品。鸿胪寺丞又低一级，六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泰昌帝命身边太监速召李可灼进宫。李可灼诊视完毕，泰昌帝命快快进药。诸臣再三嘱咐李可灼慎重用药，泰昌帝则不断催促赶快和药。到日午，李可灼进一粒红丸。泰昌帝先饮汤，气直喘。待药入，即不喘。于是称赞李可灼为“忠臣”。大臣们都心怀不安，等候在宫门外。一位太监高兴地出来传话：皇上服了红丸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明史·韩爌传》）日晡（bū）（申时，下午3～5时），李可灼又进一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泰昌帝驾崩。这时，他继承皇位整一个月。因“红丸”引发的宫廷案件，史称“红丸案”。
泰昌帝是八月初一继位，九月初一就驾崩了，这当然是大事情，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此案明显是由于光宗长期忧心操劳国事和东林党人胡乱议论干预治疗并耽误病情的结果。可东林偏偏说是服红丸而死；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说是用药差误。他们为了政治目的，间接害死皇帝在先，现在又抹黑先帝，真是罪行滔天。有的大臣因李可灼进红丸功，议“赏钱”；有的大臣以“李可灼罪不容诛”，议“罚俸一年”；有的大臣以“可灼非医官，且非知药知脉者”议上，将其遣戍；直到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上《三朝要典》，遂免可灼遣戍。李可灼这个案子，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党争的题目之一。
移宫案
光宗去世后，西李据守乾清宫，与心腹太监魏忠贤要挟皇太子。李氏还要求官员要先将奏章给她看，再给朱由校看，导致强烈反弹。群臣也因此联合要求西李移宫。在群臣催促下，西李不得不移出乾清宫。结果四年后，熹宗又封西李为康妃，次年更颁布《三朝要典》，颠倒三大案的黑白。
弄明白移宫案的前前后后，还要从光宗的宠妃李选侍说起。李选侍本来是郑贵妃宫里的一名侍女，后来在郑贵妃的训练之下，成为一名出色的美女。
郑贵妃为了讨好光宗，便将李选侍连同其她七位美女一同送给了光宗朱常洛。希望有朝一日这些美女获得光宗得宠爱，自己也好利用这些女人从中牟利。李选侍入宫之后，很快讨得了朱常洛的欢心。在宫里的地位迅速上升，很快爬到了仅次于皇后的位子，并且替光宗抚养日后的皇太子朱由校，地位由此更加特殊，几乎掌握了后宫的实权。而且她还同郑贵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选侍极力的想通过的郑贵妃的力量将自己扶上皇后宝座，郑贵妃则想利用李选侍在皇帝面前说话方便的机会，帮她实现作皇太后的梦想。
后来光宗病重，这两件事就拖了下来。但他打算封李选侍为皇贵妃，并当着大臣的面，告诉皇长子熹宗朱由校要视李选侍如亲生母亲，视为太皇后。可是，还没等皇帝的话说完，李选侍便掀开帷幄，叫皇长子朱由校进去。朱由校进去后，对父皇朱常洛说了一句：“要封皇后！”众大臣听后全都变得瞠目结舌。朱常洛也面色一变，一言不发。
他知道这一定是自己宠爱的李选侍在幕后指使，这个李选侍心计深沉，决不会甘心久居人下，她在宫中一向以敢作敢为、大胆果断著称。所以，尽管李选侍一再要求皇帝立她为皇后，但是光宗始终没有答应， 他怕李选侍一旦被册封为皇后，她便可以通过自己抚养的朱由校，间接地控制朝政。所以他只封她为皇贵妃，说什么也不同意封她为皇后。
泰昌元年(1620)九月初一，朱常洛在宫中暴毙。李选侍却仍住在皇帝、皇后的寝宫乾清宫，丝毫不想搬出乾清宫。按照明代的制度，外廷有皇极殿，内宫有乾清宫，都是属于皇帝、皇后专用的。而李选侍是想借年仅十五岁的光宗长子朱由校掌握朝政，坐镇乾清宫，进而统驭后宫。
朝中大臣们见此状况，都猜到了她的心思，于是都在心里暗暗担忧。给事中杨涟对大臣周嘉谟、李汝华说，“宗社事大，李选侍非可托少主者，急宜请见嗣王，呼万岁 以定危疑……移住慈庆为是。”两人听了，均深有同感，便一起去见辅臣方从哲。群臣商量过后，又一起奔向皇宫，杨涟率先奔进后宫，太监们执棍拦阻。杨涟怒斥 说，“皇帝召我等至此，今晏驾，嗣主幼少，汝等阻门不容入临，意欲何为？”太监们一时不知所措，只得让开，诸臣这才进入。众位大臣见了光宗朱常洛的灵位，都痛哭了一番，然后就请求拜见皇长子朱由校。李选侍将朱由校留在暖阁，不让他出来。宫里耿直的老太监王安哄骗李选侍，这才把朱由校抱持而出，众人连忙叩头，齐呼万岁。朱由校立在那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嘴里只是说：“不敢当！不敢当！”群臣奏请进诣文华殿。然后，朱由校登上一顶小轿。大臣刘一璟、周嘉谟、张维贤、杨涟抬轿，仓卒前行。走了几步，轿夫方到。这时，内侍李进忠三次奔来，传李选侍的命令，召皇长子回宫，并喝斥诸臣说，“汝辈挟之何往？”杨涟怒叱李进忠，拥着皇长子登舆。
进了文华殿，朱由校西向坐定，群臣行大礼拜见，并请朱由校即日登基。朱由校不同意，只答应初六日登基。大臣进 奏说，“今乾清宫未净，殿下暂居此。”吏部尚书周嘉谟也说，“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托重之身，不可轻易。即诣乾清宫哭临，须臣等到乃发。”朱由校见到形势如此，也知道事态严重，就点头同意。杨涟这时对随行的太监们说，外事缓急有诸位大臣，调护圣躬却在诸内臣，责任重大。朱由校毕竟还只是个十六岁的小皇帝，也没有什么主意，他不想封李选侍，但又下不了决心。朱由校身边宠幸的太监王安，这时躬身跪倒说道：“皇上，可不能再这样下去，陛下可立即下诏逼迫李 娘搬出乾清宫。”朱由校听了，陷入沉思。太监王安答应群臣一定尽职尽责规劝皇上，众人这才退去。可是最后，大臣们合议，还是得即日正位，让内官进奏，朱由校还是不允。众人便在殿中坐等。这时吏部尚书周嘉谟又联合众臣合疏进奏，请求李选侍移出乾清宫，迁往别宫。御使左光斗明白指出，殿下今已十六岁，内有忠直老成的内官辅佐，外有朝中重臣辅佐，哪里乏人，还须李选侍像照顾婴儿一般贴身相随？因此，伏请即早决断，如果李选侍借抚养之名而行专制之实，那武则天之祸就不会太远了！左光斗用武则天来比喻李选侍，一则不希望出现后宫专权的情形出现，二是担心朱由校血气未定，把持不住，坠入当初唐高宗纳父亲后妃武则天的事情中。这确实一番肺腑忠言！
朱由校听了，觉得甚是有理，便发布上谕，说移宫已有圣旨，册封贵妃一事，尊卑难称，著礼部再议。给事中暴谦贞却毫不保留地坦白说；皇长子即将登上大宝，上有百灵呵护，下有群工拥戴，何用此妇人女子！而且李选侍并非忠诚爱国，万一封典得行，专权用事，恐怕难以抑制。好在宫中忙乱，没人理会，这一番话并未引出宫廷风波。
不料，李选侍那边却正听取心腹李进忠的主意，邀朱由校和她同宫，还忿然宣言，要逮捕杨涟、左光斗。
这时，杨涟在宫门遇见李进忠，询问李选侍何日离宫？李进忠摇手说，“李娘娘甚怒，今母子一宫，正欲究左御使武氏之说！”杨涟怒叱说，“误矣，幸遇我。皇长子今非昨比，选侍移宫，异日封号自在。且皇长子年长矣，若属得无慎乎？”李进忠被逼问得默然无语。
科道官员惠世扬、张泼从东宫门出来，听了这件事也大惊失色，说今日选侍垂帘，下旨逮捕光斗。杨涟立即驳斥说，没有这事！宫禁一时人心惶惶。谁也弄不清楚是如何变局，皇帝是亲近李选侍对付朝臣还是倾向于朝臣疏远李选侍，大臣们一个个狐疑满腹。
过了几天，李选侍还是住在乾清宫，逍遥自在，根本没有移宫之意。杨涟便直言上奏，说先帝过世，人心惶危，都说选侍假借保护之名，阴图专权之实，伏请殿下暂居慈庆宫，拔别宫先迁出选侍，然后再奉驾还宫。祖宗宗社最重，宫帏恩宠为轻。如今登基已在明日，哪有天子偏处东宫之处！这移宫一事，臣等进言在今日，殿 下也当实行在今日。随后，杨涟又去拜见方从哲。方从哲起初认为这件事不用太着急，晚两天也没什么关系。杨涟却说，太子明天就要登基了，难道登基为天子后还 要回到东宫的住处吗？选侍今天不愿离开乾清宫，难道以后就会主动离开了吗？方从哲最终被杨涟说服，两人统一了意见后，又去请求太子颁下严令。
于是，朱由校登基在即时下令，命李选侍移出乾清宫，移住仁寿殿。他还下令收捕李选侍身边的几个亲信太监，理由是他们涉嫌偷盗大内库藏。如此情形下，势单力孤的李选侍还是敌不过皇帝的一纸命令，移宫已成定局。这时群臣们倒反过来劝皇帝，看在昔日光宗的旧宠之上，遵照光宗的嘱托，善待李选侍母女。小皇帝虽然对李选侍往日咄咄逼人的态度十分不满，但还是接受了群臣的意见。
最终，在外廷大臣的严词逼迫和宫中太监王安的恐吓之下，李选侍终于无奈的决定移宫。九月初五日，她抱着皇八女，徒步从乾清宫走向宫中宫妃养老处——仁寿殿哕鸾宫。于是，这件震动宫闱的明朝三大疑案之一的“移宫案”终于落下了帷幕。李选侍以失败而告终，熹宗朱由校进驻乾清宫，登上宝座。
李选侍封后的要求没有实现，做皇太后控制朝政的愿望也落了空。她赖在乾清宫不走是否是受到了郑贵妃得幕后主使，这个后人亦无从得知。但是其意图很明显，就是 要通过控制皇太子朱由校来操纵整个朝政，据许熙重《宪章外史续编》记载，朱由校即位后说，李选侍命太监李进忠传话：“每日章奏，必先奏看过，方与朕览，即 要垂帘听政处分。”可见，她是有垂帘听政的野心的，后人还推测，她之所以赖在乾清宫不走，就是要同郑贵妃“邀封太后及太皇太后，同处分政事”。如果她的目的实现了，也许明朝就要先出一个“慈禧太后”了。
陵寝墓地
明朝第十四帝光宗朱常洛死后，葬于庆陵。庆陵位于北京昌平天寿山陵内黄山寺二岭南麓，是朱常洛（年号泰昌）和皇后郭氏、王氏、刘氏的合葬陵寝。
庆陵的地下玄宫自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定穴营建，七月二十九日合龙门，历时四个月，耗帑银150万两。且工程质量精细，除玄宫全部用石料外，其“后、中、前殿”，有“重门相隔”。天启六年（1626年）地面建筑完工。其陵园建筑由神道、陵宫及陵宫外附属建筑三部分组成。神道上建单空石桥一座。近陵处建神功圣德碑亭遗作，亭内竖碑，螭首龟跌，无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