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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潜（南宋中晚期名臣）

吴潜（1195年—1262年）字毅夫，号履斋，原籍宣州宁国（今属安徽），出生于浙江德清新市镇。南宋官员，诗人。景定三年（1262年），为贾似道党羽下毒害死，享年六十八岁。德祐元年（1275年），获得平反，次年追赠少师。

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吴潜举进士第一，授承事郎，迁江东安抚留守。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年），为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封崇国公。开庆元年（1259年），元兵南侵攻鄂州，被任为左丞相，封庆国公，后改许国公。

本名：吴潜

字号：字毅夫；号履斋

所处时代：南宋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浙江德清新市镇

出生日期：1195年

逝世日期：1262年

主要作品：《履斋遗集》《履斋诗余》等

官职：左丞相兼枢密使

封爵：许国公

追赠：少师

主要成就：民族英雄、水利专家、南宋重要词人。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吴潜原籍宣州宁国（今属安徽），于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生于德清新市（今属浙江）。他自幼聪慧过人，才华出众，其诗文书法闻名乡里。父亲吴柔胜为当时大儒，但庆元三年（1197年）在韩侂胄的策划下，发生了庆元党禁，朝廷将所谓伪学逆党之人籍记成簿，这其中就有吴柔胜。加之御史汤硕弹劾他在浙东任官时擅放田租，且主张朱熹理学，于是被罢官。自此，吴柔胜无心仕途，转而在家升馆授徒，把精力放在儿子的教育上。除了自己的悉心教导，更为儿子遍访名师，当时临川人邹斌负胜名，吴柔胜便让两个儿子吴渊、吴潜前往拜他为师，邹斌是陆象山的徒弟，博记敏识。吴潜既有家学渊源，又得名师指点，使他很早就有了士大夫所应该具备的文化素养。

平步青云

宋宁宗嘉定九年（1216年），吴潜参加了省试。嘉定十年（1217年）二月，省试结果公布，吴潜榜上有名。按照规定，由礼部奏名朝廷，参加殿试。这一年的殿试于五月在临安的集英殿举行。按照规定，主考官批完试卷，取前十名的卷子，由宰臣复审，最后呈送御前。吴潜的卷子送到宋宁宗手中，宁宗阅后，亲自把吴潜的卷子擢为第一，为状元，旋即被授予承事郎一职，签镇东军节度判官。

嘉定十七年（1224年）五月二十一日，其父吴柔胜逝世。冬十一月，吴潜葬父于长安乡宋山石冈（今为宣州区新田镇境内劳山），居家丁父忧。

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十一月，吴潜丁父忧期满，起任秘书省正字，负责典司图籍。他整日埋头于文山书海之中，忙于整理、校正书籍。吴潜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因此赢得了同僚们的普遍赞誉。他也于绍定元年（1228年）升任校书郎。

绍定二年（1229年），吴潜开始了正式的行政生涯，添差通判嘉兴府，代理嘉兴府事。在嘉兴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关爱百姓，修建养济院以供贫苦流民，政绩斐然。很快，吴潜转任朝散郎。同年，吴潜升任知平江府。

上书直言

绍定四年（1231年），吴潜受召返京任尚右郎官。京城临安（今杭州）发生火灾，大批百姓流离失所。面对此情此景，他并没有一味哀叹，而是很快透过灾患找寻根本的致灾缘由。吴潜上疏，劝理宗要严于律己，亲贤远奸，才能挽回天意，消弭灾祸。同时上书给当时的丞相史弥远，提出正君心，缩减俸禄，赈灾救民，重用老成廉洁之人，用良将以御外患，革除吏政弊端等六条建议。次年，吴潜担任吏部员外郎，后改任太府少卿、淮西总领。

绍定六年（1233年）初，史弥远病死，理宗亲政。蒙古约南宋联兵夹击金朝，朝臣一致认为应当借机光复故都汴京，而吴潜上疏劝告当权者不可轻易用事，指出金人一旦灭亡，北方将直接面临蒙古，所以应当保持议和的表象，实际上严防戒备，并随时准备作战。但朝廷对吴潜的意见不予采纳。吴潜之后又上疏：“朝廷有四大要务：“拱卫蜀地，加固荆襄，增强江防，预备海军。”因议政卓有见识，吴潜被授予直宝章阁、浙东提举常平，他推辞不赴任，不久改任吏部员外郎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很快又升太府卿兼任沿江制置、建康知府、江东安抚留守。

端平元年（1234年）四月，理宗欲进兵中原，收复河南故地，朝臣们为“收复三京，据关守河”的方案争论不休。乔行简认为出师河南“不担忧出师无功，只担忧事力不继”。吴潜则上书对收复河南的利与弊进行详细分析，希望理宗量力而行，他认为：“一旦合兵攻金，中原大地又将是生灵涂炭，朝廷得到的不过也只是被战争摧毁过的荒城废墟，而中原的百姓苦不堪言。夺取中原即使容易，固守和管理也很困难。平原易攻难守，驻城军队的粮草和辎重补给随时可能被切断，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民众又饱受折磨，易激起民变，导致盗贼流行。”，反对轻易用兵。但理宗一意孤行，派兵进入中原故地，史称“端平入洛”，后果如吴潜所料，宋兵溃败。

不久，吴潜又应诏上陈九事：顺应天命，不荒废国政；立太子以永固国本；笃信理学人伦，不付国政于外戚；匡正学术风气，大力扶植理学；广纳人才；体恤民众，减轻赋税，偃息土木；吸收之前边防屡屡失守的教训，重振军威；改革币制，避免通货膨胀；肃清盗贼，保障社会治安。因直论太过，吴潜得罪了当时的丞相郑清之，所以不久就遭到弹劾，改秘阁修撰并罢奉千秋鸿禧祠。九月，吴潜出任江西转运副使，兼知隆兴府主管，江西安抚使。之后又擢太常少卿，知镇江府事。吴潜奏请减小斛斗的容量，减免租税，让民休生养息等十五事。十月后，吴潜历任右文殿修撰、集英殿修撰、枢密都承旨、督府参谋官、太平州知州等着职。也许是由于之前的直言上谏反而遭贬，让吴潜萌生退隐的念头，他五次上书请辞，都未能得到允许。

端平二年（1235年），丞相郑清之提出用“计亩纳会”的方法回收会子，即凡有田者均按一亩田一贯会的比例交纳。袁甫建议朝廷只向官户和寺观征会。吴潜连奏急疏反对征大户，他说这一方法是“剜心肉以救眼创，拨根本以扶枝叶”，纵然纸币可以升值，但是大户官家和寺观也会因为经济损失而对朝廷不满，加深了阶级矛盾。同时他还分析仅靠“计亩纳会”无济于事。“朝廷印造不已，奸民伪造不已，铜钱漏泄不已。不过几年，弊将如初”。端同年，窝阔台汗派三路大军攻宋，对军事重地襄阳形成一个包围圈。吴潜已预到形式的严峻性，他以督府参谋官的身份向理宗写了篇长疏《论和战成败大计，襄宜急救，备不可缺》主要指出襄阳危在旦夕，根据以往的经验，双方和议就指日可待，而求和则遗害无穷，所以他反对议和，建议朝廷大力支持魏了翁督府。

宦海沉浮

端平三年（1236年）正月，吴潜至釆石谒见正在督师京湖兵马的签书枢密院事魏了翁。魏了翁有感于吴潜的才能，上奏请求让吴潜暂时留在幕府，协助自己。二月，魏了翁奏请得以通过，吴潜转赴九江，留在魏了翁的幕府参谋军事。三月，吴潜进京面见理宗述职，被任为工部侍郎、江州知州，推辞不赴任，仍回太平州。又因理宗之子早逝，国无储君，吴潜上奏请理宗养宗室子弟为子，从而稳定人心。

嘉熙元年（1237年）正月，吴潜代理兵部侍郎并兼检正。这年夏，吴潜奏请急救襄阳，认为“襄事危则和有兆，和成则国事去矣”，力求抵抗，反对议和。又要求朝廷须大力支持督府，督府无可寄治而设浔阳，浔阳昔重今轻，建议“会兵黄州，开府于鄂，进师江陵，示以形势，压以声威。”但是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合理建议，致使蒙古军突破京湖防线，攻克襄阳，湖北九郡相继陷落，蒙古军直逼江陵（今湖北沙市），饮马长江。吴潜随之组织义军，夜渡长江，协同攻击蒙古军，蒙古军只得引兵北还。八月二十九日，试工部侍郎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后改任知平江府，在任平江期间，上奏请兵部调拨粮款，派遣福建民船，招募精兵，防守江海要塞。

嘉熙二年（1238年）正月，与吴文英同游沧浪亭。后因与两浙转运判官王埜争论利害，授宝谟阁待制，提举太平兴国宫，后改任玉隆万寿宫。六月，知太平州、措置采石江防、淮东总领财赋，提出国家财力要“放水养鱼”，反对竭泽而渔。八月二十四日，代理户部侍郎，知镇江府。任内提出要团结江淮民众就要用知晓地情者，在宋蒙交界，组织民丁壮兵进攻蒙军营寨屡屡获胜；在浙江沿海地区，调度屯边水兵，积极应对倭船行动；在嘉兴，吴潜严禁私铸铜钱流通，并积极以官铸铜钱收兑贬值交子，限制发行额，屡获成效。

嘉熙三年（1239年）春，吴潜渡江与赵葵踏青于瓜洲。三月，改宝谟阁直学士，兼浙西大提点坑治；五月，被任为兵部尚书、浙西制置使，知镇江府。后授敷文阁直学士，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吴潜在该任上，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开河筑坝，兴修水利；设置“永丰仓”，救济灾民，赡养孤寡老人，改善民众医疗卫生条件；制定“舟戍法”设关御寇。短短几年，政绩斐然，庆元百姓勒碑纪念。

淳祐元年（1241年），吴潜进工部尚书，改吏部尚书兼知临安府事。他再三推辞，理宗不允。这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吴潜作成《论语衍究》，奉旨进献给理宗批阅。

淳祐二年（1242年），吴潜再次建议在皇室近族中慎选太子，及早培养，以安人心。理宗欣然采纳，让吴潜兼侍读经筵，授华文阁学士、知建宁府，吴潜不赴任。台臣言吴潜在建宁府有三罪，于是理宗下诏夺职，发落吴潜为提举南京鸿庆宫，遂请致仕，结果未获准。

淳祐四年（1243年），吴潜再次提举玉隆万寿宫。七月，丁母忧。

淳祐六年（1245年），吴潜服除，转中大夫，任兵部尚书兼侍读。后转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改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封金陵侯。

拜相掌权

淳祐九年（1249年）十二月，吴潜拜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开始参与朝中最高机务。理宗召对，吴潜表明了治理国家的殷切希望：“国家不可能无弊，就象人不可能无病一样。现在国家的问题，连庸臣也会被警醒。希望陛下真诚重用元老，视之为医师，集思广益，使我等臣辈能有机会施展牛溲马勃（药名）一样的微薄力量，以此方不辱您的知人之用。”

淳祐十一年（1251年）十一月，郑清之去世后，为防范独相权力过度膨胀导致专政，朝廷任命谢方叔为左相、吴潜为右相，但两个丞相之间权责不明，遇事推诿，为争权夺势往往出现分朋植党的情况。这都让理宗不得不对谢、吴二人并相有所担心，故而以御笔告诫谢、吴二相：“现在我一起任用你们两个为相，是采纳了士绅的公言，顺应了内外朝的要求，你们二人切勿徇私、枉法，不能因为宾客交斗，遂成党与，不可不戒。”他告诫谢、吴二人及其他宰执，不要出现朋党交争的情况。时隔不久，在宰执的职责划分上，就透露出了他们之间的裂痕。

淳祐十二年（1252年）正月，仅上任两个月的吴潜推辞整顿楮币的任务，奏请让谢方叔总管此事，徐清叟、董槐协助，而他自己只管跑腿做事，不负其责。在吴潜四次乞解机政而不被允许的情况下，谢、吴二人的矛盾终于因言官弹劾而明朗化。

宝祐元年（1253年）正月，萧泰来上疏论吴潜十罪，比王安石有过之而不及，于是吴潜罢相。不久，“李伯玉劾萧泰来附谢方叔伤残善类”。但李伯玉弹劾萧、谢非但没有成功，反倒使自己和吴潜被罢免。

治理庆元

宝祐元年到三年（1253年—1255年），吴潜居宣城响山，种竹筑堂，吟咏自适，与词人刘震孙相唱和。

宝祐四年（1256年）春，吴潜以观文殿大学士授沿海制置大使、知庆元府。吴潜在庆元（今浙江宁波）三年，勤政爱民，兴修水利。在担任沿江制置时，订立了《义船法》，广征民间船舶充作战船。在担任浙东制置使时修洪水湾塘三坝，外泄江潮，内增官池蓄水，为阻隔江河之巨防，成为它山堰的重要配套工程。另修“吴公塘”、大西坝、北郭碶、澄浪堰等水利工程，惠泽万民。 [20] 同时吴潜采取措施，使地方财政大幅增加，对贫苦百姓，吴潜为之输纳赋税，“又积钱百四十七万三千八百有奇，代民输帛，前后所蠲五百四十九万一千七百有奇”，减轻人民的痛苦。他还保障军队供给、百姓生活，使军民团结一心，地方风气趋于稳定，使原本民生凋弊的庆元府从府政捉襟见肘的落后面貌中走出，并纠正了乡民哄抢的风气，鼓励游手好闲者改业务农，这段时间的政绩大体被记载于《宝庆四明续志》。吴潜在庆元为政期间，除大力修路建桥、兴修水利外，还创建或修复了老香堂、苍云堂、生明轩、占春亭、逸老堂等以供闲暇观景、修养身心。吴潜日坐其间静观万物，俯仰夷犹。

临危受命

开庆元年（1259年）十月，蒙古军进攻武汉，京师震动，丁大全罢相。危难之际，宋理宗起用吴潜为左丞相兼枢密使，进封庆国公。面对摇摇欲坠的南宋王朝，吴潜忧心如焚，再次陈述“畏天命，结民心，进贤才，通下情”之必要，言：“臣年将七十，捐躯致命，所不敢辞。”吴潜上任后对蒙古主张加强战备。其时蒙古军兵分三路进犯京城临安（今杭州），朝中一片惊慌失措，而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向理宗奏本，荒唐地主张迁都四明（今浙江宁海）。在此紧急关头，吴潜面见理宗，极力谏阻：銮舆一出，民心将失，国家亦无望，臣恐生灵将遭涂炭。理宗权衡利弊，总算听从吴潜谏言，暂时保存了南宋半壁江山。十一月，理宗以蒙古军大举入侵为由下令在朝文武官各陈所见，以决处置之宜。该月，根据当前的紧张局势，吴潜命贾似道移军于黄州。黄州正当军事要冲，直接经常与蒙古军正面接触，这本来是为了加强防务，贾似道却认为是吴潜排挤他，心中怨恨吴潜，伺机报复。

景定元年（1260年）三月十四日，吴潜具奏四事，慷慨陈词，论国家安危理乱之原与君子小人之界限：“近年公道暗淡，私意横流，天下缺少仁德贤士，世人节操败坏，忠嘉绝响，谀佞成风，上天震怒而陛下却不知道，人民愤怒而陛下却不能察觉，如果事情继续发展终将酿成战争，成为社稷的忧患。”敦促帝王“垂青日月之明，不让小人汇聚，从而祸害善类”，并且认为高铸等人与丁大全朋比为奸，萧泰来、沈炎等结党营私、攻讦诋毁使得国事日非，上书乞求丁大全致仕，沈炎等与祠，高铸羁管州军，“遂挽救天下颓势，使大乱渐定，小祸向安”。却没能得到理宗的重视，反而受到在御史台还有相当势力的丁大全同党的忌恨。

此时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吴潜又得罪了理宗。理宗欲立忠王赵禥为太子。赵禥先天发育不良，生来手脚软弱。吴潜对理宗的这一举措持反对意见，上密奏说“臣无弥远之材，忠王无陛下之福”，明确的反对立赵禥为皇太子。此举既违背了皇帝的意志，又触痛了当年理宗靠史弥远被选入宫、矫诏废掉太子赵竑而嗣皇位的伤疤。因此，理宗对吴潜非常气恼。再加上“开庆之役”中，由于军情紧急，吴潜自知责任重大，遇事往往先斩后奏。理宗已有大权旁落的不快之感。尤其蒙军渡过长江时，理宗向吴潜问策，吴潜认为理宗应暂离临安，自己“死守于此”。可是理宗却误认为他想当张邦昌，有同张邦昌僭越皇权、做傀儡的不轨之心。等蒙军北撤以后，理宗对群臣说：“吴潜几次误朕”。

三月底，贾似道在黄州相持已久，既不布防，也不出战，私下向蒙古人屈膝求和，使其退兵。在鄂州失守的情况下，贾似道谎称鄂州解围，并向理宗邀功请赏。骗取了理宗的信任后，贾似道献策理宗让吴潜赴黄州作战。吴潜明知败局已定，仍临危受命，并对手下说：“我年近七十，鬓发如霜，让我上前线捐躯致命，也在所不辞，感到痛心的是元兵压境，宋朝危在旦夕！”

谗死循州

自吴潜拜相后，贾似道便屡进谗言加害吴潜，他借机向理宗献谗言说：有童谣云“大蜈蚣、小蜈蚣，尽是人间业毒虫。夤缘攀附有百足，若使飞天能食龙”。理宗听信传言，心存忌惮，贾似道迎合帝意，又令侍御史沈炎以“忠王之立，人心所属，潜独不然，章汝钧对馆职策，乞为济邸立后，潜乐闻其论，授汝钧正字，奸谋叵测。请速召贾似道正位鼎轴”为由弹劾吴潜，沈炎正因遭吴潜的论劾而心怀不满，所以借机大肆报复，罗织罪状，并重提吴潜想立济王的陈年旧事，惹怒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在权相和台谏的共同攻击下，再相半年的吴潜被贬谪到循州（今广东省惠阳县）。

吴潜被贬，贾似道仍不解恨，必欲置其于死地。第二年，贾似道派心腹刘宗申为循州知州，并遣命杀死吴潜。景定三年（1262年）正月，理宗下诏吴潜党人，永不录用。五月，刘宗申假意设宴为吴潜庆生。吴潜不知是计，喝了刘宗申的毒酒，肝胆欲碎，痛苦万分，最终强忍病痛，端坐而死。

德祐元年（1275年），宋恭帝赵显为吴潜昭雪，追复原官。次年，太府卿柳岳请赐谥吴潜，恭帝特赐谥为“少师”。

主要影响

政治

· 重用人才

吴潜向来爱惜人才，注重官员的任用。在选拔人才方面，首先，重视人才的平时储备。在重地要区预蓄人才，以备患事“无仓卒乏才之叹，亦无缓慢不及事之忧”。其次，注重对人才的广泛搜取，不限地域，至公四达。不拘荆、淮、湖、广，不止闽、浙、江左，使一方各有所进之士。第三，主张任人唯贤。人才是各行各业的，国家设官分职，以待贤能。吴潜认为，“大者道德器识，其次明察惠和，其次方略果敢；小者刑狱钱谷，岂可专取文艺之人？”应“备百官，济万事”，各有所长，各取所需，以益于公家。在科举取士鲜得实学的情况下，吴潜认为既然如此，不如实行类似乡举里选的方法，令中央官吏和地方官吏得从下级属吏、读书讲义之人当中选拔人才，不要仅局限于一个人的笔墨文章。他对当时的人才状况有清醒的认识，表示了不拘一格用人的思想。吴潜为右相时曾引用高斯得，他们既非腹心之交，也非金石之友，只因听说高斯得为浙东刑狱使时敢于弹劾嫡亲党而心生敬佩。这与贾似道任人唯亲的做法有天壤之别。

· 兴办慈善

吴潜非常看重“孝悌”。并且还身体力行，乐善好施，全力开展慈善事业，广泛宣传孝悌之道。“尧舜之道，光于万世，其要非他，孝悌而已……孝悌积而三纲五常立，三纲五常立而天下定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臣以为慰天人之心，延国家之祚，消夷狄盗贼诸变，其机端在于此。”南宋时，由于中央推行的慈善事业的萎缩，地方慈善事业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大量的地方官员参与或创办慈善机构。这些机构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的拨调，管理运作系统还是由政府一手包办。一旦官员调任离职，慈善机构能否维持下去就取决于继任官员是否重视。

绍定二年（1229年），吴潜添差通判嘉兴府，前任知府岳珂曾想建养济院收养孤寡老人，结果由于经费极缺而作罢。吴潜上任后，多方筹备，扩田纳粮，办起了养老院，让无依无靠的老人颐养天年。宝祐四年（1256年），吴潜授沿江制置大使、庆元府通判。到任后，吴潜“条具久远之计禀告朝廷，皆奏准颁行”。府治宁波人多物阜，却仅有养济院三数间，吴潜到任时已废为马厩，“不惟实亡，名亦亡矣”。再加上朝廷严禁常平司擅自发放赈济粮饷，即使有所发放，也是“受济的人本就少，而鳏寡孤独中得到赡养的又更少”。吴潜刚一到任就合并废弃的酒务所，略加修葺，又增建一些屋舍，共一百零五间创成广惠院，汇聚城内外三百位流民长期居住。为了让广惠院长久发挥作用，其所需开支不完全依靠中央政府的调拨，往往在不影响地方财政运作的前提下，吴潜向地方政府寻找经济援助。“请求朝廷调拨淘湖米千硕；在郡中又增置田租，且每年划拨四万贯铜钱充当费用。”他还特别强调广惠院“所费皆不取于郡之经常”。从此“穷州陋邑犹有所谓居安、安济之所”，吴潜心里颇感安慰。随后便请求朝廷把此项政策变为“永制”，泽被后世。

军事

· 海防

唐宋时期，一方面有日本、高丽的商贾乘船而来，在东海一带进行商品贩卖。另一方面，特别在宋朝后期，来自日本、高丽的海盗就已对东海边防构成了威胁。南宋时，任沿江制置的吴潜，成为中华民族最早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

面对南宋后期倭寇猖獗的形势，吴潜首次提出“义船法”，统一处理民船编制单位，方便沿江制置使调度，更好的应对倭寇，并将民船与百姓的收入来源直接挂钩，兼顾民生，一举两得。他命令明（宁波）、温（温州）、台（台州）三州所属的每个县，推选出本地有财力的人，来主持摊派船只。按乡都的宽广决定征发船只的多少，“如果一个县每年调三艘船，而登记的船主有五六十家，就由这五六十家共同置办六条船来，均钱备船。交出其中三艘供征调，余下三艘为百姓赚钱谋利；其他没有任务的船，就让船主们维修保养，以供来年征调。”凡是用于征调的船只都烙上统一的标记，按时调用。被抽调的船只停靠在江边，不定期地轮番下海巡逻警卫。于是“有船者没有逃避的理由，无船者没有被强制征调的顾虑，断绝贪官污吏利用模糊政策贪污克扣的隐患，消除沿海居民倾家荡产的担忧，人心安定，天险稳固，边海之人莫不欣然听从。”船主们为了保护乡里，争着拿出自家的大船来听凭调遣，并择日在三江口集合兵船、民船一起检阅，整个海域因此平安无事。同时，吴潜设定水军的“海上十二铺”，构成一个海上长城，对来自倭、丽（高丽）的威胁起到了有效的震慑作用。面对这样的“军民联防”，明朝冯梦龙给予极高评价：“海上如此联络布置，使鲸波蛟穴之地，如在几席，呼吸相通，何寇之敢乘？”

· 抗蒙

吴潜根据蒙宋双方军事形势，在军事上提出精确的意见。“窃见金人既灭，我遂与彼为邻。法当以和为形，以守为实，以战为应。”这是他对外军事政策的纲领。即修战备而取守势，静观其变，相机进取。和不可恃，所以只能以之为形；无力进取，不得不实取守势；战不可免，又必须敢于抗战才能达到和守的目的，所以要随时做好准备，当战则战。这与投降派平时无备，临战溃逃，一昧求和，苟且偷安大有区别。

在备战时期，吴潜对当时的宋蒙金形势有着较为清楚的认识，因此他充分发挥“以和为形，以守为实，以战为应”的战略思想，对蒙古主张以防替和：第一，吴潜主张用“以守为实”的方针补充兵力，他指出从潼关到清河的防线上，需要15万精兵才可防守，“南兵及忠义等人决不能守”。第二，吴潜强调补给顺畅和控制交通要塞的重要性，他认为守城必先有粮。而荆襄连年饥荒，民不堪命，即使有粮，运输也是一大难题。因为汴河已失修百年，水运不通；陆运难于登天。第三，吴潜还在大的纵深战略上分析了蒙古进退的可能性，指出蒙古于情于理都不会真正撤兵，因此南宋方面决不能以表面和平而懈怠战况，并坚持用“以和为形”来为宋军的军备调度做好铺垫。他还识破蒙古撤军的圈套，进军河南则会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而急于建功立业的理宗不顾实情，冒然发动战争，结果一败涂地。南宋从此在对蒙战略上采取闭关守境的方针，由主动进攻转为消极防御。在总结教训时，吴潜分析“苟不谨重，而轻于一发，由轻得败，由败得畏，由畏得亡”。这一观点和杜范“端平失于轻动” [33-34] 是一致的，他认为是主政者的轻举妄动、急功冒进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可见吴潜对当时的军事形势有准确的判断和中肯。

在战争初期，蒙古大兵压境，吴潜提出“会兵黄州，勒兵而进，开府于鄂，进师江陵。示以形势，压以声威。”吴潜的进军策略主要是以声势压迫蒙军撤退，这就体现了他“以守为实，以战为应，兵不可轻用”的防御措施，并且他还注意到了瘟疫的节令性，提出以守来制造时间。他计划中的救襄路线和蒙军的进攻路线基本一致，但由于朝廷拯援不力，导致“北军”叛乱。次年，襄阳城被攻克，蒙军长驱直入，进逼江陵（今湖北沙市）。面对即定形势，吴潜只好退而求其次，立即给左相郑清之写札子，论说在京西既失的倩况下，应当招收京淮地区的丁壮，组成精兵，保卫江西，防止蒙古军将东西中战区连成一片，这样南宋方将全面失守。

南宋在荆湖战场便陷入被动挨打的地位后，蒙古东路军在向两淮地区发起猛烈进攻。吴潜先后写了六道奏疏，分别论述他的“防江之算”。首先是招兵买马，利用流民，重用良将，论功行赏。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天下。所以朝廷要论功行赏，轻重先后贵在得宜，让全军上下莫不感激思奋。这是博取人心，招徕俊杰，激昂战功，保全边境的第一要义。其次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与其分兵力于贼已去之滁，孰若合兵力于吾必争之真？”三是合并荆湖南路、北路为一司，由孟珙统一部署，着重防御上流，“盖上流存则国存，上流破则国破”。 [36] 吴潜指出蒙军一旦打开川东门户，便可顺江东下，直抵临安。在孟珙提出的“上流备御宜为三层藩篱”的防御方案中也是将四川、京湖两大战区连为一片，互相应援，增强抗敌实力。

经济

吴潜多次总领地方财赋，统管一方经济，对国家的财政形势和经济措施颇有见地。尤其是整顿楮币（纸币）方面，建议策略行之有效，多次得到理宗的赞赏，以至淳祐末年提为右相“专任救楮之责”。理宗亲政当年，下诏求直言，任太府卿总领淮西财赋的吴潜就率先提出改革楮币的建议。当时他就已经意识到纸币贬值，物价上涨对国家的危害，提出了纸币是国家命脉的观点。当时金朝灭亡，由于金的纸币泛滥比南宋还要严重，所以吴潜认为金国内恶性的楮币贬值、通货膨胀等经济形势亦是其灭亡重要原因。他希望理宗能以此为鉴，避免重蹈覆辙。

纸币发行过多，为保持收支平衡，必须收回一部分。朝廷采取用金银、官诰、度牒交换以回收旧币的方法，在吴潜看来不能解决问题。他反对用金银回收纸币，他认为财政不平衡，纸币发行数量大，政府所贮存的金银有限，不足以维持兑现；度牒发放会导致游手好闲的人口增加，进而影响到社会生产和国家税收；官诰发放会败坏国家吏治。所以吴潜提出 “用商贾品搭盐钞回收旧楮”，由于这一方法没有时间限制，旧楮回收效果不大。同时新会子印造无数，即出即贬，这样导致物价腾跃，比之前更加严重。所以吴潜认为应在规定时间内，令商人用盐钞买盐时必须搭上一定量的旧会子，这样不出数月，旧会即退出市面，新会子自可流通，物价自然降落。吴潜想通过对商人的搜刮来减少市场上流通的纸币数量，很明显这侵犯了商人利益。商人高价卖盐后，定会提高盐价，把损失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最终仍是民困国乏。

后期吴潜抓住了治理纸币的关键，即考虑对“和籴”的影响。“以朝廷和籴言之，则可以宽国计；以阎闾日籴言之，则可以宽民生。”和籴是由朝廷拨付本钱，高于市场价收买农民的剩余粮草，目的是保证边防军需和京官俸禄，有时还可平衡物价、避免谷贱伤农。但当时“和籴”已成为变相的赋税。强制籴买，无偿加耗，籴本不用现钱，而用会子、官诰、度牒等，由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这些东西犹如空头支票。而朝廷为了回收旧会，无限制印造新会，发放官诰、度牒。愈造愈贬，愈贬愈造，结果楮币回收了了，物价却上涨不少。“吴潜认为“和籴”无法罢除的情况下，朝廷实施的救楮政策最要考虑到对“和籴”的负面影响，减少对其本质的破坏，这也不失为上策。但是在政治腐败，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的建议很难实现。

水利

在宁波主政时，吴潜秉承“渠田相生”的思想，指出水利和农业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他非常关注水利对农业的影响。当时鄞江流经慈溪县的夹田桥，由于民田阻隔，江水无法畅通，以致于大旱之年，下游农田无点滴之溉；涝灾肆虐时，不仅上游变成一片泽国，而且还直接威胁到下游的广大区域。为解决此种情形，吴潜自筹钱款买下民田，召集人马疏通河道，将其命名为“管山河”。吴潜还提倡“水闸一体”，将管山河延伸到控水大坝——茅针碶。保证河水就畅通无阻，另外又有水闸控制着排洪或蓄水，从此害河变成益河。

吴潜还非常注重水利系统化的建设，将全郡的水道、水闸、水库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与联通。吴潜在今鄞江镇东首，它山堰附近，修筑“洪水湾塘”，接着又修砌“吴公塘”，长3660丈（约合12.2公里），方便泄洪排水。吴潜重建宁波鄞西高桥，减小水势并联通交通。并全面整治碶闸堰坝：南乡陈婆渡建楝木碶；西北高桥乡建大西坝、筑北郭碶；府城南门奉化江北岸，重建澄浪堰。其中大西坝、北郭碶、澄浪堰等水利设施，均直接沟通月湖水系，用作阻咸蓄淡、泄洪排涝及船舶交通。

吴潜还设立了中国最早的水文观测站即水则亭，解决了提前开闸会浪费水资源、延缓泄洪又可能造成水灾的问题。吴潜根据城外、城内河流沟通和水面应在同一平面的事实，颁布了“平水”测量法。他建立了全城统一的“水则”（水位标准）标识——建立“水则亭”，亭中立水则碑，碑上镌刻“平”字水位警戒线，作为开闸放水的标准线，然后推算了关闸闭水的标准线。并在标示正常水位；并颁布政令，规定城外所有碶闸均以“平”字的淹没，作为开闭闸的标准，水没平时，起闸泄水。从此，地方长官可以方便的测算出各处水情，一看警戒线，就可下令开合水闸。这三条线，是中国水利科技史上的重要发明。

文学

吴潜是南宋词坛的重要词人。词风激昂凄劲，题材广泛，主要是抒发济时忧国的抱负，也常吐露个人理想受压抑的悲愤。“报国无门空自怨，济时有策从谁吐？”（《满江红·送李御带珙》）是他壮志未酬的自我写照。吴潜也能诗，多为纪游、即事之作，有的也抒发“丈夫勋业在安边”（《送曾阿宜往戍》）的抗敌抱负。

· 写景词

吴潜的写景之词中比较著名的有《满江红·豫章滕王阁》，该词作于淳祐七年（1247年）春夏，吴潜遭罢，改任福建安抚使，前往福州道经南昌时所作。“万里西风，吹我上、滕王高阁。”起笔着题，“万里”用得极有气势，“吹”极为生动，写出了登临高阁时的兴致。上阙景物写得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又处处映照着《滕王阁序》，融通今古，拉长视野。这段景物描写明显地浸染着作者的情绪，如“征帆木未”就包含着前途渺茫之感，而“今犹昨”则蕴含着物是人非的深沉感慨，并且引出下片的抒怀。下面由近及远，回首往事。“岁月无多人易老，乾坤虽大愁难着。”他已入老境，有志难伸，而社稷颠危、国难深重。以固态体积状愁，既给人以形之大、又给人以质之重的感觉，想象奇特。上面都是登高临景惹起的对往事的回忆和无限慨叹，由此抒发出的郁闷不平之气，亦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向黄昏、断送客魂消，城头角。”结句哀思绵绵，刚柔相济，益显其沉痛悲郁。自王勃大作问世以来，吴潜此作未与时消没而留存至今，除了其写景的精要、生动、清畅外，就因为它真实地抒写了一个失意政治家的人生悲感和忧愤。仅就抒情写怀而言，该词也是沉郁动人的。

· 送别词

送别词中，《满江红·送李御带珙》尤为感人。词的开头即问友人李珙何以辞官，可见这不是一般的聚散迎送，牵动肚肠的也不是一般的离情别绪。可是下文却没有回答。而是写李珙辞官后的逍遥生活。作者有意引而不发，使人感到飘逸的表象下隐藏着别种意绪。“报国无门空自怨，济时有策从谁吐？”用问句表达出来，其中含有无奈、落寞、怨恨、孤独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感。“拚一醉，留君住。歌一曲，送君路。”才是送别之题。“遍江南江北，欲归何处？”一为问询，一为慨叹，即罢官之后很可能“无所于归”，其中的关切、忧虑表露无遗。这与下面的情绪表现又紧相联贯。这首送别词写得悲郁慷慨，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深切理解、对其遭遇的深厚同情，同时也对朝廷的昏聩表示了强烈愤慨。这些情绪有层次的推进，几个问句显示了推进节奏，结句达到了高潮。从全词不难看出，作者通过抒写李珙的遭遇，寄予了个人的身世感慨，所以这首词亦是自况。在当时的环境下，报国无门，壮志难酬是爱国人士的普遍命运。

· 游乐词

游乐词代表作有《满江红·金陵乌衣园》，为吴潜在建康（今南京）任淮西财赋总领时所写。开篇把一切写得十分美好。后文笔锋一转，“问江南池馆有谁来？江南客。”这里运用乐景写哀的反衬写法，由于仕宦的不如意，再加上其兄吴渊的投散，自然会产生郁郁不得志的心理。下片转入怀古：“乌衣巷，今犹昔。乌衣事，今难觅。”两句以“乌衣”并提，但巷犹昔，事难觅，对比十分鲜明。“但年年燕子，晚烟斜日。”吴潜的今昔之感借化用了刘禹锡《乌衣巷》中的燕子作了具体呈现。但刘诗旨在奚落、讽刺，吴潜用于是景仰、怀念。下面吴潜由历史沉思回答自身：“抖擞一春尘土债，悲凉万古英雄迹。”“尘土债”指自己和其兄的官务、宦情。“尘土债”与“英雄迹”对照，显示了自己及其兄多少沉沦下僚、尘驱物役的苦闷和愤慨；“英雄”二字显示出兄弟二人不同于那些世俗之人，他们悲愤的是壮志难酬。至此，吴潜游园所触发的深层意识才终于显现出来。“且芳尊随分趁芳时，休虚掷。”照例应景之意。本来这赏春宴游在他看来就是“虚掷”的表现—— 虚度了光阴，蹉跎了志业，可他却说这样才不虚掷，这是激愤的反语。更显沉郁。全词线索分明：由写景开始，欢乐之景衬托出心中郁闷之深；然后怀古，由历史之事引出个人身世的慨叹，可以说写景和怀古都是为写人服务的，而且结合得非常贴切。

历史评价

宋代

宋理宗：①、备竭勤劳，高节可尚。②、天资忠亮、问学渊深，负经方致远之才，抱博古通今之蕴。指陈谠论，既有批鳞补衮之风；措置时宜，尤著沥胆洗心之策，如兹贤哲泽被苍生。

谢枋得：履斋强为善，有大庇天下寒士心，固无愧家学出正肃之门如徐意一者。好贤乐善，慈惠恢廓之风，犹有传也，恃此有祷。寒饥之不恤，时时抽先朝知名士诗卷示仆，蕲一辞湔濯尾鬣，或可增价于唐肆。嗟乎！东门种瓜，南山射虎，涂人皆得以躏跞，岂能为其先容哉！士穷易为德，斗升水亦可活涸辙，惟仁贤念之！（《谢叠山文集》）

胡用存：履斋先生，绍家学之亲传，续考亭之正脉。载道而来，师表东海。乃者阳复之旦，从诸生请，下临泮宫讲《孟子·士尚志》一章，以恵后学，推本仁义，理明意彻，环堂而聴者以千计，前乎未有之盛事也。履斋所以推原孟子之奥，旨圣贤先后，卫道之心，千载犹一日也。（《宝庆四明志》）

元代

脱脱：①、理宗四十年之间，若李宗勉、崔与之、吴潜之贤，皆弗究于用；而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窃弄威福，与相始终。（《宋史》）②、理宗在位长久，命相实多其人，若吴潜之忠亮刚直，财数人焉。潜论事虽近于讦，度宗之立，谋议及之，潜以正对，人臣怀顾望为子孙地者能为斯言哉？（《宋史》）

明代

陈霆：其满江红一词，全篇云……史称履斋为人豪迈，不肯附权要，然则固刚肠者。而抖擞悲凉等句，似亦类其为人。

清代

纪昀等：其诗余激昂凄劲，兼而有之，在南宋不失为佳手。（《四库总目提要》）

近代

薛砺若：履斋词学稼轩，颇能得其是处。他与姜白石曾相从游，姜死西湖，他曾为助殡。故其词亦颇受白石影响。（《宋词通论》）

陶尔夫：吴潜继承苏、辛开创的豪放词风，激昂凄劲，感慨时事。（《南宋词史》）

现代

吴承林（皖西学院教授）：吴潜虽是一个官员，但他却从不把自己局限在衙门的日常争讼中，而是保持着广泛的兴趣。在政治技巧方面，吴潜善于改善行政，但在处理微妙事件和探究新转变方面却不够随机应变。他毫无偏私进行人事选拔，但却没有留心寻找盟友、培养支持者，以保护自己的地位。秉性耿直的性格，使他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表现出坚强的品质，总是坚决果敢，不为皇帝的权威而折腰。在南宋末年官僚日渐平庸的趋势下，吴潜显得颇为特立独行，很具典型色彩。

轶事典故

预言夺魁

吴潜幼时和哥哥吴渊一起读书，一天突然有一个云游道士来访，称他能够画写意画。他便用扫帚浸染墨汁刷满了一面小木板，用古代妇女的铜钗在上面刻划，将兄弟二人带去观看。画里有五颜六色的祥云笼罩着宝殿，殿前匾额上装裱着几个镶金大字“状元吴潜”。随后道士将木板丢弃离开，不知所踪。

孝母至善

吴潜的哥哥吴渊读书做官，官至副宰相之职，荣华富贵到了极点，老了却整日里思念着故乡、惦记着将自己抚育成人的后母。后母病重，他毅然辞官，特地从宣城赶回休宁玉堂巷侍奉汤药。后母离世后，厚加安葬，并庐墓守孝。孝满，自号退庵，整日吟诗作画于玉堂巷故居，直至葬身于休宁故园。人们感其节孝，特立“画锦坊”以示纪念。

预知生死

吴潜被贬到广东后，看到南宋王朝日衰一日，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内心悲愤，常常独自望着夜空，久久默然无语。一日，吴潜好像知死期不远，突然对身边人说：“我将死之夜，必定雷风大作。”被下毒后，吴潜“双足先浮，两髀继肿，渐浸淫于手臂，遂侵犯于心脾，气喘而夜卧惟艰，胃衰而昼餐尽绝，呕哕大作，脏腑不舒。”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果然风大雷响，四鼓开霁。他挥笔撰作遗表，作诗诵颂，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闭上眼睛，带着浑身的病痛，便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

家族成员

先祖：吴仁寿，北宋熙宁至元符年间任容州水陆转运使，宦游至宁国东乡，世代繁衍。

曾祖父：吴殊，赠大夫。

祖父：吴丕承，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越国公。

祖母：刘氏，中山刘绛之女，封燕国夫人。

父亲：吴柔胜，淳熙八年进士及第。历任国子正、太学博士、工部郎中、秘阁修撰，燕国公，谥正肃。

母亲：沈氏，封安人，右正言沈浚女，吴柔胜继室。

伯父：吴柔立。解元，太师，魏国公。

兄弟

吴源，补太学生，早卒。

吴咏，入太学，奉补迪功郎，湖州武康主簿，早卒。

吴渊，嘉定七年中进士。历任吏部、户部、尚书。宝祐五年拜为参知政事。追赠太师。

姐妹

姓名未知，嫁进士林公荣，早卒。

妻妾

妻子：平氏，赠卫国夫人，嘉定十六年卒，吴潜之后终身未娶。

儿子

吴璞，宝祐四年进士，累仕至吏部尚书。

吴琳，宝祐四年进士，擅诗。

吴定，名儒，不授荫。

吴实，仕进义校尉、水军上将，后战死。赠濠州团练使。

女，嫁吏部尚书奚季虎。

孙辈

吴宝谦，吴璞长子，授承务郎、平江路治中。

吴宝儒，吴琳长子，授嘉议大夫、南雄路总管。

吴泽，吴实长子，仕承信郎，咸淳三年守襄阳有功。

吴沛，吴实次子，宋末移家于淮西。

吴渚，吴实幼子，定居于建康龙湾。

后辈

三世孙：吴镇，元代画苑四大家。

主要作品

嘉庆《宁国府志》卷二十《艺文志·书目》载，吴潜著有《履斋诗馀》《论语士说》《许国公奏稿》《鸦涂集》。现存明梅鼎祚编校《履斋先生遗集》，4卷，辑诗1卷，词1卷，杂文2卷。《村丛书》有《履斋先生诗余》1卷，续集1卷，别集2卷，收词250余首。

人物争议

籍贯

关于吴潜的籍贯，历来就颇多异说。古代各类史书及方志，大略有以下几种说法：①、宣州宁国。说见《宋史·吴潜传》《宁国县通志》。②、德清新市。说见《湖州府志》。③、建康府溧水（今南京溧水区）。《馆阁续录》“潜字毅夫，建康府溧水人。”又《开庆四明续志》，潜自署金陵吴潜毅夫。直至现代，不少著作仍有异说，如《全宋诗》谓宁国人，《全宋词》谓德清人，张舜徽《宋人别集续录》谓溧水人等。

据考证，吴潜在循州自铭其棺云“生于霅川”，则德清应为其出生之地。而宣城则是其祖籍。曹彦约《昌谷集》卷二十《秘阁修撰吴胜之墓志铭》及吴潜《履斋遗集》卷三《吾吴氏宗谱跋》皆有明证。《墓志》云“家本姑苏，八世祖徙宣城……后徙建康之溧水”，又谓潜父柔胜“后得归故里，家宣城西门，有地二十亩，为楼二楹。”《吾吴氏宗谱跋》云“维吴氏系防于周泰伯，故潜之祖府君佐为姑苏人，当后唐之中世，徙其族自苏之宣，卜筑于郡东南距城六十里许母夫人皇甫氏墓所之白马山，人号其乡曰来苏，言自苏而来也。”由此可知，宣城是其八世祖以来占籍之地，中间其先人曾迁徙溧水，其父又迁回宣城，其父又因仕宦关系一度寓居德清，吴潜即出生此地，后又回到宣城。由于以上能相互佐证，因此现行的说法多认为吴潜的籍贯和实际占籍地是宣城。

墓地

吴潜死后埋骨何方，鲜有人提及。明徐勃曾就此事发出感慨：“一杯黄土傍精蓝，莫叹孤臣葬岭南。秋壑更无埋骨处，鬼车啼出木棉庵。”“精蓝”指代佛寺，循州仙塔下有古寺，吴潜曾寓居于此，故寺取名“正相寺”，塔亦名“正相塔”。诗中所指“精蓝”是否就是正相寺，有待考证。因吴潜死时，贾似道的权势正如日中天，且贾似道对吴潜又恨之入骨，吴潜后人此时应不具备扶柩还乡的客观条件，只能是就地安葬。

关于吴潜的最后埋骨之地有两种说法：

其一：吴潜复官之后，其灵柩由其后人，回葬德清县礼辰门（北门）外之张家山（今墓已无遗迹）。

其二：由于其子孙迁居福建，将其灵柩迁葬南安东田芹山湖尾山下。墓呈“也”字形，当地世称“也字墓”。迁葬时，还留有吴氏子孙护墓。因此，闽南吴姓把吴潜尊为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