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背景

蒙古方面

泰和六年（1206年），统一漠北诸部的蒙古乞颜部领袖铁木真被尊为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并开启对外扩张，先后向西夏、金朝、西辽、花剌子模等国开战，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此后经窝阔台、贵由、蒙哥、忽必烈等几位大汗统治时期，蒙古的兵锋不仅及于整个东亚大陆，更征服了中亚、西亚和东欧的广大地区。学者萧启庆指出：“蒙古人征服世界的背后则有一股宗教性的狂热，相信自身乃系承受‘长生天’之命，‘倚恃长生天的气力’而建造一个世界帝国。”因此不放过与蒙古接壤的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归顺蒙古的国家，则施加“六事”（纳质、助军、输饷、括户、置驿、君长亲朝或设达鲁花赤）的苛刻义务，将其置于蒙古的严格监视下，成为蒙古的仆从国。

崇庆元年（1212年），在辽东反金复辽的契丹人耶律留哥归顺蒙古，蒙古势力开始进入辽东。贞祐三年（1215年），蒙古木华黎派兵攻取金之东京（今辽宁辽阳）等30多座城池，归属蒙古之仆从政权——耶律留哥的东辽国，但辽东沿海及鸭绿江沿岸尚为金军所据，金朝派到辽东的宣抚使蒲鲜万奴也拥兵自立，建立东夏（大真、东真）政权，于是辽东陷入碎片化格局。贞祐四年（1216年），东辽将领耶律厮不不满其主耶律留哥亲蒙而自立，杀死蒙古使团300余人，称帝于澄州（今辽宁海城），国号大辽，年号天威，不久被部下杀害。其后耶律金山自称大辽收国王，年号天成，先后被蒙军和金军击败，于八月派将领耶律鸦儿、耶律乞奴率军数万攻入高丽。随着契丹反蒙势力转进高丽，高丽也由此进入了蒙古的视野。

高丽方面

高丽王朝自开国以来，就相继称臣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辽朝、金朝，并先后与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爆发战争，最后以鸭绿江下游及千里长城与金为界，到贞祐四年（1216年）契丹入侵为止，高丽边境百余年无战事。在高丽内部，自大定十年（1170年）爆发武臣政变以来，高丽王权旁落，政局动荡，进入了武人当国的“武臣政权”时期。明昌七年（1196年），武人崔忠献夺取政权，建立四代世袭（崔忠献、崔瑀、崔沆、崔竩）的崔氏政权，使高丽国内的秩序获得稳定。在对外方面，随着蒙古入侵金朝、金宣宗南迁汴梁，高丽和金朝也断绝了使节往来，仅以金朝的辽东行省为纽带保持关系。高丽面对辽东乱局，深知金朝已衰，逐渐疏远金朝，宁肯给蒲鲜万奴借粮八万石也不愿给金朝借粮。贞祐十二年（1224年）更是鉴于金朝衰微而停用金朝年号。随着金朝的没落及高丽与金朝关系的断绝，高丽的外部失去保护屏障，以后只能单独面对契丹遗民及蒙古的入侵。

贞祐四年（1216年）契丹反蒙势力入侵高丽前夕，高丽执政者崔忠献自诩国富兵强，不以为意，契丹入侵后也只派老弱士兵抵抗，留下精兵守护自家。结果契丹军大破郑叔瞻统帅的高丽军，蹂躏高丽北部，威胁高丽都城开京（今朝鲜开城）。贞祐五年（1217年）七月以来，出征契丹的前军兵马使金就砺在朴达岘等地击败契丹军，一度将契丹人赶到高丽境外的曷懒甸。与此同时，西北面兵马使赵冲也击破了骚扰高丽的黄旗、黑绀等辽东乱军。同年十一月，契丹得女真兵，又从高丽东北南下，金就砺等战败，契丹军甚至打到杨州（今韩国首尔）。贞祐六年（1218年）七月，高丽高宗任命赵冲为西北面元帅、金就砺为西北面兵马使，负责围剿契丹军，九月在洞州（今朝鲜黄海北道瑞兴郡）取得胜利，契丹领袖耶律喊舍退保江东城（今朝鲜平壤直辖市江东郡附近），此后高丽久攻不下。在此期间，高丽发生了开京僧兵哗变及崔光秀自称高勾丽兴复兵马使谋叛等内乱，反映出崔氏政权统治下浮动的人心。这次契丹反蒙势力对高丽的入侵可以说是蒙丽战争的预演，一方面使高丽蒙受惨重损失，另一方面显示出高丽军力的羸弱，对付契丹遗民尚且吃力，更难以抵挡如日中天的蒙古。高丽与蒙古也通过这场契丹遗民的入侵而开始接触。

蒙丽关系

高丽从蒙金战争之初就直接见识了蒙古人的凶悍。大安三年（1211年），高丽熙宗派到金朝的使臣金良器在金中都附近的通州遭遇蒙古兵，中箭身亡，9名随从也被杀。此后高丽也不断接到蒙金战争的情报，深知“蒙古于夷狄最凶悍”。贞祐六年（1218年），成吉思汗应耶律留哥的要求，派哈真、札剌领兵一万人征讨东辽的反蒙契丹人。当时辽东大部已被金朝收复，蒙古军便借道东夏，蒲鲜万奴被迫服从蒙古，并派完颜子渊率两万人助战。蒙古进入高丽前，先派四十余人从海路叩关于高丽定州（今朝鲜咸镜南道定平郡），要求两国修好、共剿契丹。然而高丽朝廷却怀疑是契丹遗民的同党冒充蒙古人而便于入侵高丽，于是没有理会。十一月，哈真、札剌、完颜子渊等从曷懒甸进入高丽东北部，攻破和、猛、顺、德四州，直指江东城。但因天降大雪，粮道不继，遂停止进军，派通事赵仲祥和高丽德州进士任庆和于十二月初一日去见赵冲，要求马上送粮并协助蒙古，平定契丹后两国约为兄弟。高丽方面听说后，“三军皆沮色”，赵冲派金就砺与知兵马事韩光衍会晤哈真，接受蒙古调遣，并送粮1000石。贞祐七年（1219年）正月十四日，高丽、蒙古、东夏三国联军攻破江东城，耶律喊舍自杀，结束了契丹遗民反抗蒙古、入侵高丽的动乱。

另一方面，蒙古要求将约为兄弟的国书送到开京并得到高丽国王的回信，而高丽上下慑于蒙古威名，为之震动，怀疑其真实性，没有立即回复。哈真大怒，赵冲不断辩解，以缓其怒。贞祐七年（1219年）正月十三日，高丽高宗所派的閤门祇候尹公就、中书注书崔逸来到札剌行营，送来“结和牒文”。在江东城陷落后，哈真、札剌、赵冲、金就砺就结下“两国永为兄弟”的同盟。蒙古也派蒲里帒完赴开京报聘，高丽高宗于正月二十四日在大观殿接见蒲里帒完等人，穿毛衣、配弓矢的蒙古使者径直走上殿阶，从怀中掏出国书，握着高宗的手递给他。高宗猝不及防，大惊失色，左右侍臣也惶恐不敢靠近。临行时，高丽赠送给他们金银器、绸布、水獭皮。蒙古约定每年遣使十人左右来高丽，高丽则献上土特产。二月，哈真撤军，留下四十一名东夏人在义州学习高丽语，等蒙古人再来。蒙丽关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蒙古和高丽虽名义上是“兄弟之国”，但实际上无异于君臣之国的关系。高丽一面主动对蒙古称“臣”，一面也对蒙古加紧防备。就在贞祐七年（1219年）秋，蒙古和东夏就兵临镇溟城（今朝鲜元山）城外，镇守东道的蒙古皇太弟国王铁木哥斡赤斤及合真、札剌派宣差大使庆都忽思等11人及东夏使者9人督促高丽缴纳“岁贡”，高丽遂向蒙古进献土特产（可能是粗绸布等物）。翌年九月，蒙古使臣堪古若、著古与来高丽，高丽再次进献土特产。贞祐九年（1221年）七月，蒙古派山术歹（山木䚟）来高丽，告知蒙古伐金的战果，高丽国王奉表陈贺，托蒙古使臣带回。八月，著古与又奉铁木哥斡赤斤之命来高丽，正式规定了“国赆”的项目：獭皮一万领、细绸三千匹、细苎二千匹、绵子一万斛、龙团墨一千丁、笔二百管、纸十万张、紫草五斛、荭花、蓝笋、朱红各五十斛、雌黄、光漆、桐油各十斛，并将高丽之前应付蒙古所给的粗绸布扔给高丽国王。除此之外，蒙古还向高丽索要女子、会汉语者、诸般名手匠人、青丝、绫走丝等，对高丽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苛刻负担。

战争起因

贞祐九年（1221年）以后，蒙古连年派著古与等使者督责高丽进献“国赆”。贞祐十二年（1224年）正月，东夏派人来高丽，告知已与蒙古断交。因此同年十一月来高丽取“国赆”的著古与便不由东夏、而由处于金朝影响下的婆速路入境高丽。乙酉年（1225年）正月，从高丽收缴了“国赆”的著古与在渡过鸭绿江后被杀，其后又有蒙古使臣来高丽探明情况，又被杀死，蒙古方面认为是高丽派人杀的（后来高丽辩解称是金将于加下（于哥下）派人伪装成高丽人杀的著古与，其后的使臣又被伪装成高丽人的东夏士兵杀死），于是蒙丽关系断绝。但此时蒙古更多精力放在西征及灭金、夏的战争中，无暇东顾。而高丽也放松了对蒙古的警惕，没有做好充分的防备，再加上当时辽东多股势力冒充蒙军骚扰高丽，以致后来蒙军入侵时高丽朝廷还不太相信。

庚寅年（1230年），蒙古大汗窝阔台正式命侍卫（火儿赤）撒礼塔以杀使事件为借口东征高丽，然后再平定背叛蒙古的东夏。在征高丽前，撒礼塔先与耶律薛阇（耶律留哥之子）等扫荡金朝在辽东的势力，使辽东完全处于蒙古的控制之内，高丽也直接暴露在蒙古的威胁之下。辛卯年（1231年）八月，撒礼塔率耶律薛阇、蒲桃、迪巨、唐古、王荣祖、吾也而、移剌买奴等将领渡过鸭绿江，正式拉开蒙丽战争的序幕。

战争经过

第一阶段

蒙丽战争第一阶段的时间为辛卯年（1231年）八月至壬辰年（1232年）正月，即第一次蒙丽战争。这个阶段是蒙古与高丽正面交战的阶段。蒙军攻克高丽四十余城，并在安北城外击溃高丽三军，包围高丽国都开京，最后以高丽向蒙古投降并称臣告终。

辛卯年（1231年）八月蒙军渡鸭绿江后，所面对的第一个高丽军事据点就是咸新镇（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郡），镇守咸新镇的是曾与哈真等盟约的赵冲之子赵叔昌和全僩。撒礼塔按照蒙古的战争习惯，先要求赵叔昌投降，并警告不投降就会屠杀全城军民。赵叔昌和全僩决定投降蒙古，随后赵叔昌被蒙古带去，招降了朔州宣德镇（今朝鲜咸镜南道定平郡）。高丽麟州（今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人洪福源也率1500户编民投降蒙古，并助蒙古攻高丽。

降服咸新镇后，蒙古军兵分三路南下。前锋由蒲桃等率领，走西线沿海要道，途经铁州（今朝鲜平安北道铁山郡），要求被俘的瑞昌县郎将文大招降，文大对城内反复说：“假蒙古兵也，且勿降！”遂被蒙古所害。铁州防御使李元祯和判官李希勣也坚持抵抗了半个月左右，到八月二十九日城破，李元祯和李希勣将妇女儿童关进仓库里烧死，然后自杀，其余城中军民都被蒙军屠杀。九月十日兵临高丽陪都西京（今朝鲜平壤），但没有攻克。于是下黄、凤等州，直逼开京。撒礼塔率主力亦沿西线南下，速度较慢，沿途取龙、宣、郭等州，直逼高丽北部重镇安北都护府（今朝鲜平安南道安州市）。另一路偏师走东线内陆要道，进攻龟州（今朝鲜平安北道龟城市），遭到守将朴犀和金庆孙的顽强抵抗，一个月都未能攻克，被迫停止攻击。接着攻慈州（今朝鲜平安南道顺川市），亦遭到当地守将崔椿命的抵抗而未果。

辛卯年（1231年）九月二日，高丽中书门下省的大臣在武臣政权领袖崔瑀家中召开会议，决定任命大将军蔡松年为北界兵马使，出动三军抵御蒙古，并征发诸道兵马，马山、冠岳山的草贼五千余人也加入官军序列。九月九日出征，行至洞仙驿（今属朝鲜黄海北道黄州市），遭遇蒙军八千余人，高丽军在李子晟、李之茂等人力战之下击退蒙军，入驻安北府。十月初一日，蒙古的招降使者到平州（今朝鲜黄海北道平山郡），被平州人关押上报，高丽朝廷派殿中侍御史金孝印将他们带到开京，至此高丽朝廷才确信来的是蒙古兵。同时，咸新镇副使全僩密请高丽朝廷给他送船，以便他反抗蒙古后乘船逃回开京，高丽朝廷派金永时等30人送船到咸新镇，全僩将留守的蒙军屠杀殆尽，然后将居民转移到薪岛安置，后来在携家乘船回开京途中淹死。十月二十一日，驻扎安北府的高丽后军阵主大集成（太集成）中了蒙军诱敌出战之计，强迫三军出城迎战蒙军，被蒙军歼灭大半，残军溃退城中，高丽将军李彦文、郑雄、右军判官蔡识等人战死。随后高丽军派北界分台御史闵曦和兵马判官员外郎崔桂年去见安北城外的撒礼塔，撒礼塔要求高丽能战则速战，否则速降，并嫌两人官小，要求派大官来谈判。十一月二十二日，高丽朝廷派五军兵马增援。十一月二十八日，蒙军前锋袭占平州，屠杀全城官民，尽烧人户、鸡犬不留，以报复囚使之辱。翌日，蒙军前锋就从平州抵达开京宣义门外，蒲桃屯金郊驿，迪巨屯吾山，唐古屯蒲里，蒙军前锋在礼成江沿岸焚烧庐舍、杀掠人民不可胜计，开京为之“惊扰汹汹”。当时，精兵都是崔瑀的看家私兵，守护开京的都是老弱兵，崔瑀不得不派闵曦和内侍郎中宋国瞻出城犒劳蒙军。

十二月初一日，蒙军前锋完成了对开京四门的包围，并进攻高丽国寺——兴王寺。高丽朝廷对此束手无策，“君臣思所以捍御之计，仓惶罔知所图，但把膝环顾，长太息而已”。于是在十二月初二日再派闵曦犒劳蒙军并求和，蒙古方面同意，并派使团二十二人（一说四十四人）进入开京；与此同时，驻扎安北的撒礼塔也派阿儿秃、洪福源等三人到开京招降。高丽高宗在大观殿接见了蒙古使者，并向蒙军将领馈赠金銀器、绸紵布等物。由于蒙方要求“大官人”去议和，于是高宗又超授宗室始兴伯王侹（高丽显宗之子平壤公王基的六世孙，同时也是高宗的表兄兼舅侄）为淮安公，于十二月五日命他偕宋国瞻到安北府的蒙军主帅撒礼塔军前请降，由于王侹能吃蒙古酒食，让撒礼塔很满意。撒礼塔要求解释清楚杀使事件，并索要马二万匹、童男女数千人、紫罗一万匹、水獺皮一万领及军士衣服。高丽只能答应，并派赵叔昌将寄给窝阔台的表文传达蒙古使者，辩解杀使事件。在此期间，蒙军继续进攻高丽广、忠、清等州，所过无不残灭，但也遭到僧人牛本所率领的奴军抵抗（牛本后被杀）。接着，高宗在内殿宴请了蒙古使者，并向蒙古使者和将领赠送了黄金、白金、襦衣、马匹等大量财物。

壬辰年（1232年）正月，在安北府的高丽三军投降之后，高丽派人偕蒙古军官招降龟、慈两州，龟州被迫出降，但慈州守将崔椿命始终拒绝出降。正月十一日，蒙军班师，留下契丹人都旦等72名达鲁花赤镇守高丽。四月十二日，高丽派上将军赵叔昌、侍御史薛慎赴蒙古上表称臣并进贡了金银酒器、罗绢绫紬等物。第一次蒙丽战争结束。

第二阶段

蒙丽战争的第二阶段的时间为壬辰年（1232年）至中统元年（1260年），即第二至六次蒙丽战争。这一阶段，高丽朝廷迁都江华岛、地方官民迁到山城和海岛以躲避蒙古，并且不再派遣三军正面迎战蒙军，而是向各山城派遣“防护别监”，通过“别抄”军（特种部队）及民众以守城战和游击战的形式坚持抵抗。蒙古则对高丽实施焦土作战，逼迫高丽“出水就陆”、国王亲朝。期间因蒙古主帅或大汗死亡或生病等因素，导致战事多次中断，最后以高丽太子王倎代父亲朝蒙古、高丽东北部并入蒙古告终。

第二次蒙丽战争

高丽投降蒙古后，必须履行蒙古所规定的“六事”义务。蒙古在高丽任命都旦为首的72名达鲁花赤，并要求高丽协助蒙古攻打东夏。高丽不得不派西京都领郑应卿、前静州副使朴得芬押船三十艘、水手三千人赴蒙古，但总体来说还是“逗留不进”。蒙古对高丽的物资索求，高丽也不能如数完成，以致使团被撒礼塔扣押，使者池义深也被押到窝阔台面前。在壬辰年（1232年）四月高丽派赵叔昌、薛慎赴蒙古所上表文中，抱怨“今所需索，其数过多，求之又难，似未堪应副，然旁搜四遐，月集日储，犹未得盈数”，同时解释不能纳质、括户以及送来诸般工匠、刺绣妇人的理由。达鲁花赤都旦也在高丽横行霸道，甚至打死高丽官员。六月十五日，池义深使团中的校尉宋得昌（又作宋立章）逃回开京，报告了使团被扣押的情况，据说还称蒙古即将再次征讨高丽。由于高丽无法承受蒙古的索求与欺侮，所以第二天（六月十六日），崔瑀就决议迁都江华岛。七月六日，在送走了一批蒙古使臣后，高丽高宗就同百官军民迁都江华岛。同时，崔瑀还要求各道将民众迁至山城和海岛，并捕杀各地达鲁花赤（西京达鲁花赤被当地民众保护下来），洪福源则收集高丽四十余州县的附蒙民众，等待蒙军的救援。

壬辰年（1232年）八月，窝阔台命当时准备攻打东夏的撒礼塔再次出征高丽。十月，高丽派将军金宝鼎、郎中赵瑞璋出使蒙古，上表陈情，不过未能阻止蒙军对高丽的侵攻。只是不善水军的蒙军无法攻克江华岛。据说蒙军曾想造船攻击江华岛，但一名叫边吕的高丽俘虏坚称“陆路不通，水路甚险”，于是蒙军焚烧船只，放弃进攻江华岛。对于高丽陆上区域，蒙军则实施焦土政策，“凡所经由，无（论）老弱妇女，皆杀之无赦”，甚至还长驱直入到高丽腹地的大邱符仁寺，将藏在那里的雕版大藏经全部付之一炬。蒙军的暴行激起了高丽民众的反抗，他们不仅坚守城池，而且还往往“出与之战，杀获官人士卒不为不多矣”。蒙军在广州山城就遭到当地守臣李世华的抵抗而未能攻克。撒礼塔在占领汉阳山城后，接着进攻奴隶所住的处仁部曲（今韩国龙仁市处仁区），于十二月十六日被一个俗名叫金允侯的僧侣射死。蒙军在其别将铁哥的率领下由此撤军，占领地由洪福源管领。第二次蒙丽战争结束。

第三次蒙丽战争

癸巳年（1233年）四月二十四日，窝阔台下诏责备高丽高宗五大罪状，要求他“出海来朝”，并亲自率军协助蒙古攻击东夏。不过高丽对此未有反应，反而在同年十二月收复了归顺蒙古的西京，将民众迁入海岛，杀死为首者毕贤甫，迫使洪福源率高丽附蒙民众逃到蒙古，居住辽阳等处。此外，高丽还与东夏通信，请其侦察蒙军动向；又寻求恢复与金朝的关系，派崔璘、权述、崔滋等赴金朝行在汴梁问安，行至辽东海州，因道路不通而折返。就在癸巳年（1233年）及甲午年（1234年），东夏及金朝先后被蒙古攻灭，高丽的处境更加孤立，于二月派遣金宝鼎出使蒙古。但蒙古并不想放过高丽，窝阔台在甲午年（1234年）五月遣使持玺书招谕高丽未降人民，以洪福源所享受的待遇号召高丽人捉拿高丽国王及高官，蒙军再来时，“拒我者死，降我者生”。乙未年（1235年），窝阔台派唐古统领蒙古、糺军、汉军，与洪福源一起讨伐高丽，第三次蒙丽战争爆发。

乙未年（1235年）闰七月，蒙军渡鸭绿江，侵安北都护府（《高丽史》误记为“安边都护府”）。此后蒙军又两次渡江南下，战事一直持续至己亥年（1239年），期间蒙军攻占高丽龙岗县、凤州、海州、洞州、九月山城、慈州、归信城、金山城、金洞城等地，最远打到庆尚道庆州（高丽东京），烧毁新罗遗物皇龙寺九层塔。高丽慈州副使崔景侯、判官金之佇、殷州副使金景禧等官员死难。不过，蒙军亦在砥平（今韩国京畿道杨平郡砥平里）遭到崔瑀家兵“夜别抄”的袭击、在扶宁（今韩国全罗北道扶安郡）高兰寺受到医业举人全公烈指挥的“别抄”军的袭击而遭受损失，在竹州山城（今韩国京畿道安城市竹山面）遭到防护别监宋文胄的抵抗、在温水（今韩国忠清南道牙山市）受到郡吏玄吕等人的抵抗、在大兴受到当地官民的抵抗而未能攻克。在这期间，不断有不愿为蒙古卖命的蒙军中汉人、女真、回回等族士兵投奔高丽，高丽鼓励他们来投并分配土地。最重要的是蒙军始终没有拿下江华岛，正如高丽大臣李奎报在乙未年（1235年）所言：“万千胡骑如飞鸟，咫尺苍波略未过。”高丽也在战争期间加强江华岛的防备，于丁酉年（1237年）修筑了江华外城。

戊戌年（1238年）十二月，高丽终于派将军金宝鼎、御史宋彦琦出使蒙古，诉说高丽苦衷，恳求蒙古撤军，被窝阔台拒绝，继续要求国王亲朝。己亥年（1239年）六月，起居舍人卢演、詹事府注薄金谦出使蒙古，告知高丽高宗因母亲柳氏（元德太后）去世而不能亲朝。窝阔台表示谅解（可能有耶律楚材的影响），并要求国王于庚子年（1240年）亲朝。通过双方的和谈，第三次蒙丽战争结束。

第四次蒙丽战争

第三次蒙丽战争结束后，高丽于己亥年（1239年）十二月派远支王族新安公王佺（高丽显宗之子平壤公王基七世孙）冒充国王“亲弟”，朝觐窝阔台。此后陆续派少卿宋彦琦、右谏议赵修、閤门祗候金成宝、御史权韪等出使蒙古。但窝阔台并不满意，而且高丽昌、朔两州附蒙民户的家属也被高丽杀死。窝阔台便于同年五月下诏责问高丽高宗，要求出海（离开海岛）、纳质（送秃鲁花）、括户（上报民户）。同年，蒙古攻占昌、朔等州。辛丑年（1241年）四月，高丽以远支王族永宁公王綧（高丽显宗之子平壤公王基七世孙）冒充国王“爱子”，率衣冠子弟十人入质蒙古，初步满足蒙古的“纳质”要求。同年十一月，窝阔台去世，乃马真后称制，蒙古汗位空缺数年，对外扩张势头有所放缓，高丽也赢得喘息之机。此后数年间，高丽连年遣使入贡于蒙古。

丙午年（1246年）七月，窝阔台长子贵由在忽里勒台大会中被推举为大汗，当年高丽没有来朝贡，于是贵由决定出兵讨伐高丽。当年冬，有400名蒙古人借口捕獭潜入高丽北部，趁机侦察大量情报，而高丽方面则因数年无战事而放松警惕，不以为意。丁未年（1247年）七月，蒙古元帅阿毋侃就和洪福源率军入侵高丽，占领威州平虏城，驻扎盐州（今朝鲜黄海南道延安郡）。因为蒙古在战前进行了仔细的侦察，所以逃避的高丽百姓都被掳掠，很少有能逃脱的。戊申年（1248年）二月，高丽派枢密院使孙抃、秘书监桓公叔赴蒙古。三月，贵由暴死，阿毋侃得到消息后撤军，第四次蒙丽战争结束。

第五次蒙丽战争

从戊申年（1248年）十月到己酉年（1249年）六月，高丽又派了三批使节入蒙。己酉年（1249年）八月十五日，蒙古海迷失后降旨责备高丽，继续要求“迁海岛、点数民户、亲身朝见、出力供职”等事项。同年十一月，高丽武臣政权领袖崔怡（即崔瑀）死去，其子崔沆嗣位，仍延续崔怡对蒙古阳奉阴违的政策，在江华岛修筑江都中城（内城），加强防备。庚戌年（1250年），高丽派了三批使节入蒙，可能作出了“出水就陆”的允诺。蒙古也在同年夏派多可、无老孙等人来江华岛，查看高丽是否真的准备出陆。同年冬又派高丽人洪高伊出使高丽，高丽高宗在梯浦宫亲自迎接洪高伊等，洪高伊暗中劝高丽高宗继续固守江华岛，并保证自己回蒙古后将劝海迷失后不要打高丽。

辛亥年（1251年）六月，成吉思汗之孙、拖雷之子蒙哥在忽里勒台大会中被推举为大汗，随后派将困、洪高伊到高丽通报自己即位的消息，并重申高丽国王亲朝及“出水就陆”的要求。壬子年（1252年）正月，高丽派枢密副使李岘、侍郎李之葳出使蒙古，保证六月出陆。但李岘还没到蒙古，蒙古东京（辽阳）官人阿毋侃和通事洪福源就请求蒙哥讨伐高丽，获得批准，李岘来到后，蒙哥派多可再次来高丽核实出陆之状，如果高丽没有出陆就发兵出征。多可于七月到了高丽，果然发现高丽说谎，回去禀报蒙哥后，蒙哥便派堂叔也窟大王（又作也古、耶虎，合撒儿之子）及皇弟松柱率阿毋侃、洪福源等将士讨伐高丽，开启第五次蒙丽战争。

癸丑年（1253年）四月以后，松柱就率军一万侵入高丽东界。七月，也窟大王所率的蒙军主力渡过鸭绿江，率阿毋侃、洪福源侵入高丽北界，高丽朝廷接到消息后，依然命令各地官民躲进山城或海岛。这次战争中，蒙军占领禾山城（椋山城）、东州、春州、三角山城、杨根城、天龙城、五里山城、瓮子城、竹林寨等地，并首次夺取海岛（猬岛等），所破之地“悉见屠残”（唯五里山城因王荣祖的担保未遭屠城），高丽军民“一日死亡者几千、万人”，高丽椋山城防护别监权世侯、东州山城防护别监白敦明、春州道按察使朴天器、文学曹孝立等官员死难。同时，蒙古也派已经降蒙的高丽使臣李岘到处劝降。另一方面，蒙军在开京附近的金郊驿、全州班石驿、忠州金堂峡、平州城外等地遭到高丽“别抄”军或民众的偷袭，受到一定损失。登州、原州、忠州等城亦未能攻克。其中守护忠州的就是之前射杀撒礼塔的金允侯，他在粮食不足的情况下守城七十余日，期间也窟大王在忠州生病，听从萨满之言而北返，一个月后忠州之围亦解，时为癸丑年（1253年）十二月。

也窟走后，留下阿毋侃和洪福源，继续与高丽交涉。当时高丽不仅拒绝蒙古提出的置达鲁花赤及出水就陆、拆除江都城池等要求，还坚持拒绝出送王子为人质，不过最终高丽高宗被参知政事崔璘说服，同意派次子安庆公王侃去蒙古。于是蒙军带着王侃于甲寅年（1254年）正月撤军，第五次蒙丽战争结束。长年的战争中，由于高丽向蒙古进奉了太多的金银布帛，导致高丽国库空虚，以致于高丽不得不命高官上交财物作为经费。

第六次蒙丽战争

也窟大王、阿毋侃虽然带回了安庆公王侃来交差，但蒙丽之间的核心悬案即高丽朝廷“出水就陆”与国王亲朝的问题并未解决，高丽方面也在蒙古撤军后就杀死了留在高丽并自封为达鲁花赤的李岘等叛徒，显示其对蒙古的抗拒态度。因此蒙哥对此结果不满意，改派车罗大（札剌儿带、札剌台、札剌䚟）与洪福源第六次征伐高丽。

蒙哥认为高丽虽然“负险自守”，但毕竟是一个小国，犹如“釜中之鱼，非久自死”，所以并不急于征服高丽。车罗大也不以直接吞并高丽为目标，而是通过焦土作战来不断消耗高丽的有生力量，逐渐摧毁高丽的抵抗意志，从甲寅年（1254年）到戊午年（1258年）分四次出征高丽。甲寅年（1254年）七月，车罗大领兵五千渡过鸭绿江，随后另有一支蒙军从原来的东夏国方向入侵高丽东北地区。车罗大长驱直入，到十二月一直打到朝鲜半岛南部近海的丹溪（今韩国庆尚南道山清郡），并向高丽使者宣称要么高丽“出水就陆”、君臣百姓剃发，要么国王跟着他一起亲朝，否则绝不罢兵。翌年二月，蒙军暂时撤军。乙卯年（1255年）八月，车罗大再入高丽，因高丽使臣金守刚对蒙哥的劝说，于翌年九月撤军。丁巳年（1257年）五月，蒙军开始骚扰高丽西北，车罗大也在七月率军两万出征高丽，十一月撤军。戊午年（1258年）八月，车罗大进军高丽，一直打到忠州朴达岘（今韩国忠清北道堤川市），并扬言送太子到军前就可以撤军，但高丽高宗借口太子有病而不愿交出。在这数年间，蒙古攻占高丽光州、安城、忠州、玄凤、珍原、甲向、玉果等城。还攻取了海岛神威岛，杀死孟州守胡寿。

在此期间，高丽军民“昼不敢与鞑（蒙军）战，夜仅能偷劫”，虽然在槐州、镇州、多仁铁所、忠州山城、尚州山城、交河、铁岭、大院岭、槽岛、笠岩山城、义州、仁州、月岳山、押海岛、温水、艾岛、泰州、稷山、神威岛、昌麟岛、祥原、朴达岘、岐岩城、金刚城、寒溪城等至少二十多处地方成功袭击或抗拒过蒙军，但终究不能扭转大势。经过多年战争，高丽的有生力量已逐渐被消耗殆尽。大量田地荒芜，无数民众饿死，被蒙古屠杀和俘虏的更是不计其数，仅在甲寅年（1254年）就有206800余名高丽百姓被蒙军掳走，蒙军所经州郡，都成为了煨烬。不过，掌权的崔氏家族为了维持权力，不顾日益糜烂的局势，继续对抗蒙古，自身则囤积钱谷，富可敌国，并派官员到各地搜刮民脂民膏，因此高丽人心思变，甚至很多百姓还“反喜蒙兵之至”。戊午年（1258年）三月二十六日，金仁俊等发动政变，杀死武臣政权领袖崔竩，终结了六十余年的崔氏政权，崔氏家财也被散发高丽军民，初步稳定人心。金仁俊名义上还政于高丽高宗，实际上自己成为武臣政权的新领袖。

此时的战局已不容高丽乐观。戊午年（1258年）十二月，高丽东北面的赵晖、卓青等人引蒙军杀死高丽官员和驻军，使高丽铁岭以北十五州并入蒙古，成为双城总管府。此外西京、开京等要地都有蒙军驻屯，其中蒙将王荣祖还招募民众屯垦西京一带的土地，以便长期占领。如果继续拒绝蒙古要求，高丽全境都有被蒙古蚕食的危险。高丽高宗无奈，终于同意送太子亲朝。己未年（1259年）四月，太子王倎奉表赴蒙古，朝见蒙古大汗蒙哥。与此同时，高丽还应蒙古要求，先后拆除了江都的内城（中城）和外城，以示臣服于蒙古的诚意。不久之后，蒙军主帅车罗大就暴死（可能在内斗中被杀），第六次蒙丽战争结束。

己未年（1259年）七月，蒙哥死于南宋合州钓鱼城下，王倎没见到蒙哥，却于闰十一月在汴梁见到了北上与阿里不哥争位的忽必烈，对他行君臣之礼，得到忽必烈的欢心。忽必烈的幕僚赵良弼、廉希宪鉴于高丽“依山阻海，国家用兵二十余年尚未臣附”而主张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忽必烈予以首肯。在王倎亲朝期间，高丽高宗去世，王倎回国继位，是为元宗。忽必烈也继位于开平府，建元中统，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不再催促高丽“出水就陆”，并于中统元年（1260年）秋撤走在驻扎高丽的蒙军，高丽则承诺蒙古撤军三年后就“出水就陆”，蒙丽战争第二阶段告一段落。

第三阶段

蒙丽战争的第三阶段的时间为至元七年（1270年）至至元十年（1273年），即第七次蒙丽战争。这一阶段，高丽王室“出水就陆”，归顺蒙古，而以三别抄为首的反蒙势力则坚持抵抗蒙古。最后以三别抄的据点珍岛、耽罗岛先后被元军与高丽仆从军的联军攻克、高丽彻底沦为蒙元的藩属国告终。

忽必烈虽然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但是并不意味着放弃要求高丽“出水就陆”以及落实“六事”，只是不直接采用军事手段逼迫而已。高丽武臣政权领袖金俊（即金仁俊）也在事实上继承了崔氏政权的抗蒙政策。中统五年（1264年）五月，忽必烈征召高丽元宗入朝，金俊反对，另一大臣李藏用力主入朝，于是元宗亲自到燕京觐见忽必烈，这也是蒙丽战争以来高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做到“君长亲朝”。但由于金俊的拖延，高丽迟迟未能“出水就陆”，惹怒了忽必烈，于至元五年（1268年）三月向高丽下达措辞严厉的诏书，质问高丽元宗为何没有履行“出水就陆”的承诺与尽到臣服蒙古的义务，更点名要求金俊父子及其弟金冲（金承俊）去燕京。金俊不理会蒙古的要求，并对蒙古更加抗拒，高丽元宗则联合金俊养子林衍，于至元五年（1268年）十二月杀死金俊。至元六年（1269年）六月二十一日，林衍又逼元宗退位，另立安庆公王淐（即王侃）为王。忽必烈出手干涉林衍废立事件，派国王头辇哥出兵高丽，高丽官吏崔坦、李延龄等人则趁机杀死高丽派驻西京的官员和驻军，将慈悲岭以北六十座城池献给蒙古。林衍在蒙古的压力下，被迫于十一月二十三日让元宗复位。事后忽必烈召高丽元宗、王淐及林衍入朝解释情况，林衍拒绝入朝，高丽元宗入朝并请求忽必烈出兵护送他和在元朝的世子王谌（后来的忠烈王）归国。同时请求下嫁公主于世子和设置达鲁花赤于高丽，这意味着高丽王室向蒙古投降。

至元七年（1270年）二月十六日，高丽元宗和世子王谌在头辇哥麾下蒙军及达鲁花赤脱脱儿（脱朵儿）和焦天翼的护送下启程返回高丽。二月二十五日，林衍忧惧而死，其子林惟茂企图做最后的挣扎。元宗在回国途中派大将军郑子玙去江华岛晓谕还都开京，同时派亲信李汾成向对林惟茂心怀不满的御史中丞洪文系（洪奎）、直门下宋松礼传达诛杀林惟茂的密旨，随后他们利用三别抄发动政变，于五月十四日生擒林惟茂并斩首于市，结束了高丽的百年武人时代。五月二十七日，元宗抵达开京，随后派将军金之氐去江华岛遣散三别抄。六月一日，裴仲孙与夜别抄指谕卢永禧在江华岛发难，向官民宣布：“蒙古兵大至，杀戮人民，凡欲辅国者，皆会毬庭！”于是江华岛大乱，裴仲孙拥立留在江华岛的王族承化侯王温（高丽显宗之子平壤公王基的七世孙，也是在蒙古为质的永宁公王綧之兄）为高丽国王，并斩杀了反对者及蒙古派来招谕的回回人使者。当时江华岛的守军很多都逃回陆地，裴仲孙等估计江华岛守不住，便带着王温和三别抄，裹挟无数男女浮海南逃，入据朝鲜半岛西南端的珍岛，时不时上岸劫掠。

随后蒙古派阿海、高丽王室派金方庆组成联军，多次进攻珍岛，第七次蒙丽战争爆发。起初蒙军与高丽仆从军的联军均被裴仲孙击退，逼得金方庆差点投海自杀，蒙古遂将阿海替换为忻都。陆地全罗道的许多州郡也纷纷归降，不少官吏去珍岛谒见裴仲孙等三别抄将领。至元八年（1271年）春，蒙古打算招安裴仲孙，派忽都答儿出使珍岛，裴仲孙提出的条件是蒙古撤军后直接归顺蒙古，但是蒙古新任统帅忻都没有接受，裴仲孙进而要求将全罗道划给他，然后直接隶属蒙古管辖，亦被蒙古拒绝。与此同时，裴仲孙还向日本求救，在国书中宣扬“我本朝统合三韩”“安宁社稷（以）待天时”，又蔑称蒙古为“韦毳”，表示“披发左衽圣贤所恶”，传达了对蒙古抵抗到底的意志，当然，不明就里的日本镰仓幕府并未贸然出兵相救。

由于裴仲孙多次击退蒙军攻击，逐渐松懈了防备。忻都与洪福源之子洪茶丘在金方庆率领的高丽仆从军的配合下，于至元八年（1271年）五月十五日攻破珍岛，王温被杀，裴仲孙不知所终，很可能也战死，余部在金通精的率领下转进耽罗（济州岛），杀光岛上两百名高丽驻军，与耽罗星主继续抗蒙，此外在南海岛响应三别抄的刘存奕也率80艘船前往耽罗会合。同年，蒙古建汉式国号为“大元”。此后元朝派金通精的侄儿金永等七人去耽罗劝降，金通精拒绝，杀死了除了金永以外的所有使者。至元十年（1273年）四月，忻都、洪茶丘、金方庆组成的一万名元丽联军乘坐160艘战舰，在楸子岛候风后直扑耽罗，三别抄溃败，金通精逃入汉拿山中，后自缢。闰六月，金通精的尸体被发现，同党金革正、李奇等七十余人被送至洪茶丘军前处斩，元朝在耽罗设置达鲁花赤，纳入版图。至此，持续四十余年的蒙丽战争宣告结束。

战争结果

蒙丽战争以蒙元胜利、高丽臣服于蒙元告终。其具体结果可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关系变化：蒙丽关系在战前是“兄弟之国”，经过蒙丽战争变成君臣关系，高丽向蒙元履行“六事”以及贡女、贡宦、贡鹰等义务，并迎娶蒙元所下嫁的公主，成为蒙元的“驸马国”。另一方面，高丽也保留了王室、政府和军队，在司法与财政上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在被蒙古征服的国家中是少数能维持国体的国家之一。

领土变更：经过蒙丽战争，高丽的疆域从鸭绿江下游和千里长城退缩到慈悲岭、铁岭一线，蒙元在新拓的疆域内设置了东宁府和双城总管府。此外，耽罗也被蒙元夺取，设立达鲁花赤及耽罗军民总管府。后来，东宁府在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归还高丽，耽罗在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后处于元丽共管状态，洪武七年（1374年）高丽派军队剿灭岛上蒙古人（牧胡），完全收回，双城总管府则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被高丽武力夺回。

人口流动：在蒙丽战争期间，大量高丽人归顺蒙古或被蒙军俘虏，被蒙古安置于辽沈地区，蒙古在当地设置“高丽军民万户府”和“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后合并为“沈阳等路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来管理流入蒙古的高丽人。另一方面，蒙军中的一些不愿为蒙古卖命的汉人、女真、回回等族士兵投降高丽，高丽也给他们提供土地、予以安置，或将其送回南宋。

战争影响

蒙丽战争只是蒙古征服亚欧各国战争中不算很重要的一个战争，所以对蒙古的影响有限，主要体现在对高丽的影响上，可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

政治方面：高丽王室投降蒙古，并借助蒙古力量结束了架空王室百年之久的武臣政权，但未能恢复过去的状态。高丽之前也是宋、辽、金等政权的藩属国，但所受压迫远不如蒙丽战争后所受的来自元朝的压迫，正如蒙元汉臣郝经形容高丽“几回事宋事辽金，不似今番冤苦深”。投降蒙古前，高丽行使着类似“外王内帝”的体制，混用大量皇帝制度，自称“海东天子”，但在元朝的压力下降格为诸侯制度，并且影响到了后来的朝鲜王朝。自从至元十一年（1274年）高丽世子王谌迎娶忽必烈的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庄穆王后）后，高丽王室世代与蒙古黄金家族联姻，成为元朝的“驸马国”，每位高丽国王即位前需要到元朝做人质，在位期间兼任元朝征东行省丞相，死后也不再像之前那样自拟庙号、谥号，而是由元朝赐予带“忠”字的谥号。高丽国王处于元朝的监视之下，高丽忠宣王、忠惠王都因为得罪元朝而被废并流放元朝边疆。元朝曾多次打算直接吞并高丽，但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元朝内部的反对意见）而作罢，直到至正十六年（1356年）才由恭愍王恢复了自主权，这段期间就是高丽的“元干涉期”。

经济方面：蒙丽战争旷日持久，战火遍及高丽五道两界，加上蒙古对高丽实施的焦土政策，使高丽的社会经济蒙受空前严重的破坏。高丽“境土就荒，米价翔踊……民殍死者众”“死者暴形骸，生者为奴虏”，也就是说整个高丽田地荒芜、产粮锐减，导致大量民众饿死，此外更有不计其数的人口被蒙军屠杀或掳走。高丽臣服元朝以后，每次出使元朝，往往都会向元朝进贡大量财物。另一方面，四十年的蒙丽战争使高丽国库亏空，无法按原有等级支给百官俸禄，就连宰相的俸禄也只有数斛而已。这引发了土地兼并之风，推动了高丽后期私田、农庄的盛行。高丽还都开京后，推行“禄科田制”，通过给百官分配土地来补充俸禄。这些变化成为后来朝鲜王朝实行科田法的背景。

文化方面：蒙丽战争期间，高丽显宗时依据中国宋朝开宝藏雕刻的大藏经（初雕大藏经）被蒙军焚毁，高丽朝廷为了向佛祖祈愿击退蒙古，遂花费十六年的时间，于辛亥年（1251年）雕成八万大藏经（高丽大藏经）。另一方面，高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蒙古文化的影响。蒙丽战争前夕，崔氏政权的权力机构政房的官员就已经按蒙古语称为“必闍赤”，军事机构都房、别抄的“鞍马、衣服、弓矢效鞑靼风俗”。战争期间，崔氏子弟的“鞍马服饰，皆效鞑靼”，并互相称为“官人”（那颜）。蒙丽战争后，高丽文化的蒙古化进程更是加速，以致主动剃发易服。

国际关系方面：随着高丽臣服于蒙古，接下来作为蒙古征服对象的就是和高丽隔海相望的日本。蒙丽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的至元三年（1266年），蒙古就派黑的、殷弘要求高丽招谕日本。蒙丽战争结束第二年，高丽就配合元军东征日本，引发元日战争。因此蒙古对高丽的征服使10世纪以来长期与东亚大陆隔绝政治往来的日本重新卷入东亚国际外交的漩涡中，并首次受到来自东亚大陆的军事攻击。另一方面，蒙古使臣郝经曾以高丽向蒙古投降为例来劝降南宋，但南宋并未应允，而是将其扣押。后来元朝文人信世昌也以高丽为例来宽慰被元朝扣押的南宋丞相文天祥，但文天祥已对此不抱幻想。此外，元朝在招谕安南、日本时也以高丽作为前例，可知高丽已成为元朝“夸示诸国”的一个样板。

战争评价

• 郝时远（中国大陆学者）：从一二一八年成吉思汗派兵入高丽讨伐契丹始，到一二五九年高丽以太子出降蒙古止的四十余年中，蒙古为了征服高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在这旷日持久的征服战争中，高丽王国虽然遭受了空前的洗劫和蹂躏，但高丽军民在抗击蒙古的侵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顽强意志和取得的胜利，却在世界历史的画卷中留下了为人瞩目的一页。
• 黄宽重（中国台湾学者）：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后，接着就像一阵阵凛冽的狂风，以空前的速度横扫欧亚大陆，铁骑所向，无不披靡。不过，蒙古对宋及高丽发动的战争，却遭到极大的抗拒。宋朝国力虽弱，仍能于与金对峙百余年后，抵抗蒙古四十五年，高丽也坚持了二十七年才臣服于蒙古，是当时二个抗御蒙古骑兵相当成功的国家。凭借江河之险及利用山城为防御，是宋与高丽能持久抗蒙的要素。余玠在四川建立以钓鱼城为中心的山城防御体系，迫使蒙古改变战略，延长宋朝国祚达二十年。高丽则以徙都江华岛，及徙各地百姓入保山城岛屿的策略，避免直接受敌的危险，达成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目的。这种以山城、水寨为防卫据点的战略，是火药大规模投入战场之前，农耕民族防御游牧民族进犯的有效方法，也是中韩历史上难得的共同经验。……观察宋、丽两国山城防御布置与成果，可以看出宋朝较为主动。所以如此，战略目标与人为因素是重要关键。以地理形势而言，高丽的山岭起伏，险要处不下于四川，山城防御又有悠久的历史，况且蒙古仅以偏师入犯，外在条件较宋为优。然而，高丽深知蒙、丽国力悬殊，在不能战、又不满蒙古的气焰、不甘屈服于骑兵武力下，加上权臣崔氏为维护个人利益等多重因素，而采取迁都及徙民入保山城、海岛的守势策略，目的是要缓和直接临敌的危险，以空间换取与争取对蒙古谈判的有利筹码。在这一策略下，高丽对蒙古推行和、守兼行的政策，意在拖延，况且不少高丽臣民不愿战争，以免生民涂炭，高宗十九年，高丽朝廷讨论战守策略时，反对迁都的俞升旦说：“以小事大，义也”，就反映了事大主义的传统下，时人弭兵厌战的态度。在蒙古不断抄掠下，山城成为官民的避难所，朝廷长期困守孤岛，税源不足，既要应付蒙古的需索，当然难有余力充实战备，因此，除了尽力巩固江华岛的防御设施外，对其余山城的防务布署与设备，更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防卫的成效自然要打折扣。
• 朝鲜教科书：①高丽人民反对封建蒙古侵略的祖国防卫战是判决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严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高丽军队和人民再次发扬了祖国防卫的爱国传统。②当时，凶恶的蒙古侵略者无论如何都不会保留对方的主权和国王。但就对于高丽，却不得不承认其主权和国王的明确存在并建立和平的国交关系，这完全是高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自主权的牺牲性斗争的结果。
• 韩国教科书：负责总体指挥战争、动员所有国力建立强大的统一战线的中央武臣政权却对抗蒙持消极态度，一贯坚持姑息政策，只是急着谋求自己的安全。掌权者在迁都江华岛的同时，让百姓躲避到山城和海岛上，以后每次蒙古军入侵时，一直采取这种措施。不用说，这是出于利用蒙古军不擅水战的弱点，同时也是出于山地作战对我方有利的战略判断而采取的策略。实际上，这种策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粮食问题，进入山城和海岛的百姓不得不饱受巨大的痛苦。在这种艰难的困境中，农民和贱民自己起来组织临时的防御军，与侵略军展开英勇的战斗。在与蒙古的抗争中，抗争的主体不是高丽朝廷和其指挥的政府军，而是一般民众……以强大善战出名的蒙古军望着距陆地不过只有数百米的江华岛毫无办法，在30年的时间里只能喊叫让他们到陆地上作战。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决不能忘记民兵的这种抗战功绩。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高丽朝廷并没有能利用百姓的这种抗蒙意志构筑统一战线，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对他们的掠夺，这严重伤害了他们抗战的意志。结果造成民心背离。在抗蒙战争中失败的高丽朝廷不得不向蒙古妥协，与其讲和。此后高丽在各方面受到蒙古的干涉，其自主性受到了很大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