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后期曾先后改称上帝天国、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

1850年末至1851年初，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反抗清朝的武装起义。后建立“太平天国”，并于1853年3月攻下江宁（今南京），定都于此，改称天京。1864年8月，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湘军攻陷，洪秀全之子、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1872年，最后一支太平军部队，翼王石达开余部李文彩在贵州败亡。

太平天国历时14年，达到了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南方兴起而波及全中国的农民战争，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农民战争。而且它在新的时代产生了新的特点，开创了中国农民战争不少先例，例如中国农民起义第一次遭到中外势力共同镇压、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提出了一整套纲领、制度和政策等。

太平天国实行禁欲主义，平民只要与异性发生关系，即便过夫妻生活，也格杀勿论。

太平天国禁止夫妻同居外，还特别强调“男女授受不亲”。《天条书》第七天条就要求“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洪秀全在永安还专门降诏，吩咐“务宜时时严查军中有犯第七天条否，如有犯第七天条者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决无宽赦。”太平军禁律则规定得更为具体而又严苛——“犯第七天条，如系老兄弟定点天灯，新兄弟斩首示众。”“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凡强奸经妇女喊冤，定即斩首示众，妇女释放;如系和奸，即属同犯天条，男女皆斩。”

也就是说，天平天国的民众只要是和异性发生了性关系，无论是两情相愿，还是强奸，都是犯下“奸淫”罪，格杀勿论——即便过夫妻生活。

如此荒诞的律令下，咄咄怪事就难免发生。当时有官兵将脏衣服送给民妇洗浣，或者请民妇缝补衣服，但当时这可不算小事一桩，领袖们看来这事“既已私相授受，难免眉目传情，不可不防微杜渐，以儆歪风”，宣布“嗣后如有官兵雇倩民妇洗衣缝纫者，概斩不留;其有奸淫情事者，男女并坐”。再有，男子赴女营探视家人，也一律被挡在门外，不得入内。一则时人记载说，天京女馆“不准男子入探，母子、夫妻止于馆外遥相语”。连家人都不得相见，这不是天荒夜谈。一份太平天国的官方资料，1854年刊行的《天情道理书》亦写道：“即有时省视父母，探看妻子，此亦人情之常，原属在所不禁，然只宜在门首问答，相离数武之地，声音务要响亮，不得径进姐妹营中，男女混杂。斯遵条遵令，方得成为天堂子女也。”

当然，客观地说，严格隔离男女的政策有其积极的一面，既有利于太平军整肃军纪，同时有保护妇女的作用。在攻占南京之初，一名士兵欲强暴某店主的童养媳，因对方不从而用剪刀将其刺死，结果随即就被拿获，“讯明枭首示众”。就连敌视太平军的读书人也不得不承认：“贼禁奸淫最严，淫曰‘犯天条’，立杀，虽广西老贼不贷。”正因为法令森严，具有很强的威慑力，所以，太平军早期的军纪比较严明，强奸民女之事极少发生。

实行禁欲主义与洪秀全憎恶淫乱有关，洪秀全将“淫”列为六恶之首。

太平天国之所以推行严别男女政策，一方面出于整肃军纪之需，一方面与洪秀全在此问题上的认识或态度有关。

洪秀全一直将男女淫乱作为社会病态来批判，这与他起义前的经历有关。洪秀全曾数次赴广州参加科举，当时，广州作为中外商贾云集之地，卖淫业十分兴盛。据载，“广州艳迹，以珠江为最，风月繁华，尤聚于谷阜”。洪秀全耳濡目染， 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在早年撰写的宗教宣传品《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列数了世间6种“不正”的行为，强调“第一不正淫为首，人变为妖天最瞋;淫人自淫同是怪，盍歌麟趾咏振振”，告诫“自古善正无异德，只将正道淑其身”，奉劝人们返璞归真，不可“乱常而败伦”。(按：作为上帝的对立面，上帝教中的“妖”具有宗教、政治、伦理三层含义，既指灵界的异教诸神及其偶像(“死妖”)，同时又指世间的清朝统治者和拜邪神、行邪事之人(“生妖”)。又，“盍歌麟趾咏振振”中的“麟趾”指《诗经·国风·麟之趾》，该诗描述周文王的子孙宗族皆化于善，无犯非礼。)洪秀全将“淫”列为六恶之首，认为这是人变为“妖”的标志，可见他对淫乱的憎恶程度。尽管其本意是为了针砭当时污浊的社会风气，但起义立国后，洪秀全把思想付诸行动了。

太平天国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