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苏轼是北宋有名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中，苏氏父子占了三席，号称“三苏”。那么这样一个大才子，为什么总是陷入“文字狱”的泥沼之中呢？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父亲带着苏轼和弟弟苏辙一起来到京城，第二年春参加了科举考试。主考官欧阳修本拟取苏轼为第一 名，但当时乃匿名评卷，欧阳修以为除其门生曾巩外，开封再无如此饱学之人，故怀疑乃曾巩之试卷，怕人说偏袒自己的学生，于是抑为第二。第二年，苏轼、苏辙兄弟双双及第，苏洵呈所著文章22篇于欧阳修，欧阳修乃刮目相看，礼为上宾，士大夫争相传阅，三苏之名轰动京师。

苏轼在中央做了几年小官，便赶上了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对苏 氏兄弟颇为器重，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但苏轼了解民间疾苦，看到了新法推行后带来的不便，认为变法急于求成，肯定会出问题，于是告诫神宗不要操之过急。王安石对他很不满意，外放苏轼做了杭州通判。后来苏轼又做过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今江苏徐州)等地的地方官，每到一地，均有善政。

苏轼对时政不满，议论与牢骚很多，常常写诗讥刺。古人遣词造句十分讲究，看似普通的词语，却常常隐含特别的意义，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寓意。苏轼作《湖州谢上表》，其中有几句牢骚话，大意是说：皇上知道我愚钝且不合时宜，难以追随陪伴那些“新进”的官员，看我年老不生事，便让我做了地方官。

他把自己和“新进”对立，说自己不“生事”，便是暗示“新进”们好“生事” 了。当初司马光曾批评王安石等人变法“生事”，因此变法派很忌讳别人用这样的字眼评价他们。那些“新进”的官员们十分气恼，设法对苏轼进行报复。元丰二年(1079年)，几个监察御史上书皇帝，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他们弹劾苏轼，说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如果放任他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会很不利。

经神宗默许，苏轼被御史台逮捕，一关就是四个月。御史们每天逼他交代诽谤朝廷的事实，一一说出每篇诗文的写作目的和其中典故的出处。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把苏轼的诗文全找了来，进行了一番认真“研究”，终于在他的《杭州纪事诗》里找到了玩弄朝廷、讥嘲政治的罪证。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一句，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辅佐君主时就没有什么办法，但御史们硬说苏轼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

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一句，御史们说，这是苏轼指责兴修水利，反对农田水利法的罪证。其实苏轼做地方官时兴修了很多水利工程，他怎会反对呢？再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一 句，被拿来当作苏轼讽刺反对盐法的证据。御史们从苏轼的诗词中找出许多字句，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对号入座，上纲上线。当然在有些诗词中，苏轼确实有批评新政的意思，对此他自己也坦然承认。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辑集数万字的材料，提交了收藏苏轼讥讽文章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几位大臣名士。他们认定苏轼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

神宗虽然讨厌苏轼，但听说要处死他，还是难下决心，因为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士大夫。当时正直人士纷纷仗义相救，翰林学士章惇从中调解，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为苏轼讲情。 后来太皇太后高氏出面干涉，要求神宗在大赦时放了苏轼。最后神宗决定，把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受到牵连的二十几人，有的被贬官，有的受到经济处罚。

诗案总算了结了。苏轼出狱当天又写了两首诗，其中有几句说：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 年鸡。”假如御史台的新进们检查起来，苏轼又会遇到麻烦：最后一句中的“少年鸡”是个典故，说的是贾昌年少时因斗鸡受唐玄宗宠爱，被选入宫中为宠臣。

在这里，“少年鸡”是指那些不学无术、靠旁门左道受皇帝宠幸的小人，肯定也包括新进的御史们。苏轼说，你们这帮斗鸡小儿，我再不与你们共事了！这不又在诽谤朝廷大臣么！这就是苏轼，清高、自负，宁死也不改变自己的操守。

汉代御史府中多柏树，常有乌鸦数千栖宿其上，从此以后，人们便称御史府为乌府或乌台。苏轼的这桩文字狱案，是由御史们制造出来的，所以称之为“乌台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