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是一个让人神往的时代，无论在经济，文化，还是外交上，都是封建时代的巅峰时期。这一切都与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的励精图治密不可分。开元之初，李隆基重用姚崇、宋璟、张说等宰相，使大唐一步步坚定地走向了盛世。期间涌现了许多才华横溢的人才，比如张九龄、贺知章、王维、李白等等，他们或在政治上有所建树；或在文学上大放异彩；或在战争中大显神威。

这么多德才兼备的才人可供选择，而玄宗却在大唐最繁盛时候，委政于阴险狡诈的李林甫，并且一用就是十六年，独掌大权的时间在玄宗用过所有的宰相中排名第一。也有很多人为李林甫辩护，说他是行政专家，办事能力很强，将国家打理的仅仅有条。其实，能干到宰相高位的人，谁能没几把刷子。 被李林甫搞下台的宰相张九龄也很厉害，并不是只会作诗的文人。而且正史中也没有否认李林甫的才干，只是对他一心为私，毫无一点士大夫胸怀天下的责任感而嗤之以鼻。这样的人就算才干再大，也是个坏蛋。

那么这样一个坏家伙，如何能够独掌大权十六年呢？总的来说就四个字：阴险狡诈。具体有三点：

其一、阻塞言路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太宗贞观时期，之所以政治清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世民能够容忍魏征、马周、褚遂良等一批敢于诤谏之臣，能够听进去不同意见。

开元之初，在纳谏这个问题上，玄宗虽比太宗有所不及，但还算不错。能容忍宋璟、韩休这样的正直之臣。但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大都脾气不好，话难听，脸难看。

玄宗将自己的生日定为“千秋节”，大臣们在这一天给玄宗进献宝镜已经成为惯例，但正直的张九龄却特立独行，给玄宗进献了一本名叫《千秋金镜录》的书，书中充满对皇帝耳提面命、谆谆教诲的口气，让玄宗极为不爽。

在李林甫的构陷下，玄宗最终为张九龄戴了一顶“结党营私”的帽子，贬官边地。连首相都惨遭罢免，朝中正直之士谁还敢诤谏呢!

李林甫上台后更加过分，将谏官们集中到一起训话：“今有明主在上，我们顺承旨意还忙不过来，怎么还敢指指点点呢！你们看不见立仗马(宫廷仪仗队的骏马)吗？终日一言不发，就能吃上三品饲料，一旦发声，立马废黜。悔之何及？”这番言论是赤裸裸的恐吓。

之后一位叫杜进的补阙上书奏事，直接被李林甫贬为县令，从此，朝中噤若寒蝉。大唐在李林甫的领导下，充满了安宁祥和的气氛。玄宗也从兼听变成偏信，从明变暗了。

其二、嫉贤妒能，打击异己

李林甫像是给玄宗编织了一张大网，将玄宗与朝臣们隔离开来。一旦玄宗与朝臣们有破网接触的倾向，李林甫便会毫不犹豫地对朝臣们给予打击。

玄宗是个热爱风雅的人物，虽然讨厌张九龄整日在耳边讲大道理，但对他充满贵族气质的偏偏风度十分喜爱，提拔人才时总要说一句：“风度得如九龄否？”

一日，玄宗看到了一位骑着高头大马的官员，其气质超凡脱俗，大有张九龄的风采。一问之下，才知道是出身豪门范阳卢氏的兵部侍郎卢绚，于是打算委以重任。

李林甫听说后一番筹划，找到了卢绚的儿子，对他说：“朝廷打算重用你父亲，要安排他去广州交州一代当地方大员！”卢公子一听就着急了，广州一代十分蛮荒，是贬官流放之人常去的地方，这可如何是好！

李林甫说：“别慌，不如让你父亲主动提出担任太子詹事这类清要之职，既体面，又不用遭罪。”卢绚果然照办，而李林甫却反过来对玄宗说：“卢绚身体不好，无法担当大任，主动要求清要官职，真是可惜！”

除卢绚外，还有裴宽、严挺之等人，都被他用这种极为卑鄙的手段搞掉。对于一些位高权重的人物，比如李唐宗室宰相李适之(贞观时期废太子李承乾的孙子)，李林甫还重用酷吏罗希奭、吉温，罗织罪名，大肆构陷。

安史之乱，玄宗在逃亡四川的道路上幡然悔悟，看出了李林甫巧言似忠的真实面孔，他痛心地说：“嫉贤妒能，亦无敌也！”此言点中了要害。

其三、玄宗德消政易

玄宗早年历尽艰辛，他的皇位不是继承来的，而是通过努力争取到的。开元之初，他发愤图强，一心要实现大唐中兴，经常通宵达到的处理政务，接替宋璟为相的张嘉贞，就是玄宗不睡觉，半夜苦思冥想斟酌出来的。

然而随着国力的强盛，玄宗逐渐变得好大喜功，他重用张说，封禅泰山，粉饰太平，陶醉于盛世的赞歌中不能自拔。等到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任后，玄宗身上最后一丝励精图治的劲头消失了，半夜起来斟酌宰相人选的劲头早已不复存在。一心想着享受盛世带来的满足生活。

天宝三载，玄宗对高力士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于林甫，何如？”当真天下无事吗？只是玄宗不想看到事了，充分表现了他厌倦政事，消极颓废的心态。所以，奸相李林甫才得以长期把持朝政。

大唐之所以发生安史之乱，之所以由盛而衰，就是这个“天下无事”造成的恶果。综上所述，李林甫之所以能独掌大权十六年，其一，其二都是客观次要因素，而玄宗自身的德消政易，渐不克终才是主观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