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唐太宗李世民，大家都不陌生。在他统治期间，唐太宗善于听取贤臣建议，并且做到了知人善任等。因为这一系列的举措，唐朝很快出现了繁盛的局面。而这一时期也被称为“贞观之治”。那么事实上“贞观之治”真是一个繁盛的局面吗？还是仅是史书杜撰出来的“虚假盛世”？事实真相到底是怎样？一起来看看吧。

在《新唐书》中有着这样的记载：“贞观四年之时，粮市上一斗米的价格在四钱到五钱上下，百姓外出时大可安心，就连房门都无需紧闭，甚至外出千里也不需自备干粮”。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一时期唐朝的生产力大有提高，而且治安稳定。

似乎唐朝已经从战乱的阴霾中走出来了，经济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不过，用粮食的价格来衡量一国的综合国力情况，显然是行不通的，在经济学上这更是站不住脚。

在《汉书》中有这么一句话“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虽然粮食的价格不能来衡量一国的综合国情，但是却能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基本经济状况。

粮食价格太贵，百姓负担不起；粮食价格太低，则农民受到损失。不管粮食的价格是高或低，对社会都是有危害的，严重的话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的经济合理发展。而贞观四年的米价仅四钱一斗，低得太离谱，对于农民来说实在是大大的伤害。而归咎下来只能说明唐王朝的奋斗，仍未取得较好的成果，反而可能会引起经济危机，导致社会动荡。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新唐书》中的其他内容，大致是：“当时，唐朝首都长安周边的土地都很肥沃，然而可耕种的土地面积却少得可怜，粮食的产量都无法满足城内的日常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要满足城内的粮食需求，只能从全国各地调粮，最常见的方式便是“漕运”。既然要运粮，那么自然要承担运费。当时，唐朝的交通并不便利，核算下来一斗米的运费大概在三钱。而《新唐书》中记载的米价却是四钱，也就是说除去运费之后，这一斗米其实只卖一钱。这个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相符合，因此，《新唐书》中的内容产生了矛盾之处，不可尽信。

其实唐朝都城长安的米价并不便宜，反而非常昂贵。在贞元年间，长安米价最高达到了一斗千钱，正因米价昂贵，长安地区最大的储量仓库太仓也仅屯了十天左右的粮食，供天子的后宫食用。

这与贞观四年时的一斗四钱相差巨大，要知道，唐太宗到唐高宗也不过几十年而已，时间并不久远，这米价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变革呢？稍微一想就明白，《新唐书》并没有如实记载。完全是为了夸赞唐太宗的政绩，这才有了如此浮夸的记录。

事实上，在贞元年间，长安的米价也曾跌落到最低价，堪称是百年难得一遇的事。据史料所载，贞元初年宰相陆贽曾上书皇帝，建议从民间低价购粮，扩充粮仓，以备不时之需。

很快，朝廷就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关中一带大量收购未脱壳的大米。当时，购买这些谷子的价格在一斗七十钱。可见，唐高宗刚继位之时，正逢历史上明确记载的“谷贱”之年。但是这低价之年的谷价也是一斗七十钱。从这一史实，我们不难发现，贞观四年的“米价四钱”就是一个谎言，一个荒诞的笑话。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出，唐太宗所创造的“贞观之治”并非盛世。

想要知晓唐太宗统治之时的综合国力，不仅要通过史官的一家之言，还要通过“外人”的评判。当时，高昌国与大唐王朝往来密切，而高昌国国王鞠文泰与唐太宗也私交甚好。

不过，鞠文泰对大唐王朝的评价却是这样的：“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翻译过来，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唐朝的经济算是萧条的，无法与之前的隋王朝相比。其实，李世民奋斗了一辈子，大唐也没能发展成他想象中的模样。与隋朝的经济相比，初唐实在是不值一提，实在是比不上。

至于原因，相信大家也很清楚，一个新王朝的建立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战乱刚结束，国家的人口自然会锐减。所以说，初唐不仅经济比不上隋朝，人口规模也远不如隋朝。

在唐太宗去世三年之后，大唐王朝的人口连四百万户都不到，而此前的隋朝全国总人口大约有八百万户。可见，唐太宗努力了那么多年，连人口都没能追上隋朝。不过，一个新王朝，总要给人一种“勃勃生机”的感觉吧？不然，又怎么稳住民心，稳定统治呢？所以只得伪造出盛世王朝的模样，所以说，这也是一种维护王朝稳定的手段。

其实伪造盛世并不是“贞观之治”开创的先河，早在之前便已经产生了，唐朝只能算作是模仿者。《晋纪总论》中就对太康时期进行了评价：“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从这段话的意思来看，太康时期是一个非常繁盛的时期。

但是，事实上真是如此吗？这样的记录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太康时期真像文字记录那般繁盛，又怎么会历经了三代便亡国了？

由此可见，史料记载的只是王朝统治者的意愿而已，不一定是按照真实的状况来记录。所以说，我们印象中的“贞观之治”是一个盛世王朝，其实这仅是王朝统治者稳固朝政的一种“舆论”手段而已。真实的“贞观之治”仅能说明唐太宗的政治清明而已，至于国家昌盛就凸显不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