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初期，三家分晋，国内守旧势力相对较小的魏国率先变法革新。在经历了吴起、李悝变法之后，魏国首先崛起于列国之中，并夺取秦国河西之地，使秦国被阻隔在函谷关内八十年，史称“魏霸河西”。

秦国的挫败导致秦孝公广招天下贤才，这也使得在魏国不受重用的商鞅看到了机会。公元前359年商鞅入秦，在秦孝公的支持下推动变法革新，迅速提高了秦国的国力，让秦有了可堪东出的实力。然而立下如此功劳的商鞅却最终落得一个谋反的罪名，最终其尸身被后继秦王下令执行五牛车裂之刑。那么撬动战国时期列国力量格局的商鞅为何落得如此境地呢？

许多人可能会觉得，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强大，虽然触怒了旧贵族群体的利益，但还是会有百姓拥戴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商鞅变法促成秦国建立了丰富的律令法规和耕战系统，使得天下诸侯皆苦与秦交战，但也使得秦国百姓饱受耕战之苦。商鞅的变法核心目标并非为了富国富民，让秦国的百姓过的更好，而是通过富国以实现强兵。为了达到富国的目的，商鞅发布了大量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对民力耗损极其严重。过渡的徭役是的百姓对商鞅并不拥戴，诛杀商鞅并不会引发民众不满。

百姓不满，士人阶层同样没将商鞅当作自己人。当时各国招贤纳士，但凡名士均需托人引荐，走正常一系列程序后方能拜见国君。而商鞅是通过太监宠臣景监得以面见秦孝公的，如此来路显然为士人所不齿，这给商鞅后来的孤立无援留下了伏笔。

变法不同于发明，变法革新也不同于技术革新。虽说从长远来看，好的变法会带动整个集团进一步发展起来，但在短期内却是一场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然而商鞅变法促使秦国旧贵族将自身利益受损这笔账记在了变法发起人商鞅的身上，可从中获利并得到晋升的那些平民人才同样不会感激商鞅，他们只会感激推动变法的实际掌权者秦孝公。所以当这场利益再分配不断执行的时候，也是秦国公族不断收买人心而商鞅不停树敌的过程。

不仅仅仅是贵族阶层会反对商鞅，普罗大众同样对其咬牙切齿。如果说繁重徭役在历朝历代都有出现，那么严刑峻法则是秦国始出。商鞅之法的严苛之深、涉及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当变法极大的改变了秦国旧有习俗，促使秦人多方不变而产生逆反的时候，严厉的法度逼迫百姓就范。民间那些因为习俗而被处罚的民众及其亲友们显然对商鞅怀恨在心。

最为致命的还是商鞅自身的缺陷。他嗜权如命，在已经获得商之封地后依旧对中枢朝政大权在握。如果说秦国贵族阶层利益受损还只是保守派一方的事情，那么一个秦国统治集团之外的人把控朝局则引发了整个秦国的忌惮。秦孝公之后继位的秦惠文王并非庸主，他不会因为曾经的私仇而贸然废除新法。然而商鞅对秦国公族权力的威胁，以及其耀武扬威，炫耀富贵权威的德行，已经使得惠文王难以容他。

当秦国想要缉拿商鞅之时，为求自保的商鞅选择率领封地之兵攻打郑国，意图以郑国之地与秦抗衡。如此行径给了原本为诬告的贵族世家集团委以口实。最终导致其罪名的成立，死后亦被施加五牛车裂之刑。

商鞅死后，秦惠文王借助诛杀商鞅转移或平息了秦国各个阶层对心法的怨气，舒缓了内部紧张的矛盾。秦王得以留下数年喘息的机会，待到新法已经产生相当量的利益集团之后，彻底明确了对新法的支持态度，此时的秦国守旧势力早已回天无力。秦惠文王利用了商鞅的尸身和变法制度，即促进了秦国的稳定又使得秦国以此而强大，商鞅的遗产被发挥的淋漓尽致。

此后的秦国在新法体制下，通过秦惠文王的治理国力进一步增强，并先后招揽了公孙衍、张仪等人才，为秦国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