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七月，励精图治的宪宗皇帝，被一件事情惹的勃然大怒。
当年，宪宗下诏调容管（今广西荣县）节度使房启，任桂管（今广西桂林）节度使。
负责宣诏的钦使从长安一路跋山涉水来到容管，正要宣诏，房启却一脸严肃地说，我已于5天前得到了圣诏。钦使大吃一惊，他之前并未向任何人透露过此事。由于事涉重大，他便询问诏书何在，房启果然拿出一份一模一样的诏书。特使大惊，匆忙回京上报了该情况。
皇帝诏令被私下里誊写送出，泄露重大机密，性质确实非常严重。宪宗命人彻查，房启很快便招供了事实。
原来，房启知道但凡是特使宣诏，领诏之人都要例行性地送上谢礼，特别是涉及人事调动的，谢礼更重。他曾经被迫送给一位钦使15名“南口”奴隶。所以，这次他提前打探到了调任的消息，便找熟人誊写了诏令，以免再给钦使送礼。
宪宗知道实情后，对泄密誊诏倒没有多生气，对“南口”问题仍然盛行，却不由得雷霆震怒。
一、“南口”问题：大唐的黑历史
唐朝虽然是中国历史上国力最为昌盛的朝代，但也有不少令人发指的黑历史，最不为人知的，当属掠卖“南口”问题。
所谓的“南口”，是指被贩卖为奴隶的南方人。而所谓的南方，又大概包括剑南道、岭南道、黔中道（今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
为何这些地方的人容易被贩卖呢？其实根源已久。岭南云贵等地属于开发较晚之地，经济非常落后。中央王朝对这些边远地带控制不够，虽然版图上划入了，但行政控制仍然主要依靠当地的溪洞豪强。
所谓溪洞豪强，就是原始的部落首领转化到封建社会后的地方首领。溪洞之主对内控制，仍然沿用野蛮的奴隶制，许多无田无产的低贱之人，都被当作豪强的私人财产。
东晋南朝乃至隋朝，岭南地区奴婢被大量贩卖至江东，充作富贵人家的奴婢，从事农业生产和家庭杂役。久而久之，奴婢数量的多少，成为衡量富贵的重要指标。有钱有势的人家，都喜欢炫耀有多少奴婢。
唐朝人魏征主持撰写的《隋书》，记录隋朝高官们富贵奢侈的生活，除了官级、田产之外，经常可以看到“奴婢千百”等字眼。
唐朝虽然号称文化昌明，但并没有人站出来给奴婢们正名，反而沿袭惯例，继续把奴婢视作财产，而非一个正常的人。
《唐律》中明确地规定，“奴婢贱人，律同财产”，“奴婢畜产，既同资财”。主人可以杀死奴婢而不用偿命。
奴婢的身份也是世袭的，一人为奴，其子子孙孙也永远为奴。就像家里养的马驴牛羊，生了崽照样是我的私产，奴婢虽然是人，也是这样的待遇。
所以，奴婢既好使，使用也不用花什么代价，自然是人人喜欢。
但是问题又来了，唐朝北方人口远远比南方要多，为什么不在北方就地买奴，非要跑到岭南呢？
二、悲惨的岭南奴婢
最直接的原因是，传统的奴婢来源萎缩了。
其一是百姓有钱了。随着唐朝经济越来越发达，大河南北的人民生活水平相应提高了，大部分平民都有地种、有饭吃、有衣穿，破产的农民少了。而以往南北朝时代大量的奴隶，大部分都是掠夺的破产农民。
其二是战争变少了。奴婢的另一大来源是战俘。南北朝时，边境上发生战争，战胜的一方一般都要进入敌境，虏掠“生口”充作奴婢。
南梁侯景之乱时，侯景为了鼓舞士气，把俘虏的南朝士民统统充作奴婢，赏赐给下人。西魏攻占了南朝的江陵，俘虏了数万江陵百姓，统统作为战利品分给了有功的将士。
但是唐朝统一后国内战争很少了，即使是安史之乱后，藩镇与中央之间屡屡也发生战争，但朝廷与各地藩镇之间虽然形同敌国，但无论从道义上讲还是从政治上讲，唐朝军队都不会肆意虏掠藩镇区的百姓当奴婢。
传统的来源少了，唐朝人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落后的南方。
中唐时，岭南、剑南一带很多羁縻州郡，还把“生口”，也就奴婢，作为进贡的地方特产，进献给长安的权贵。唐朝朝廷虽然三令五申不允许贩卖平民，但对贱民向来不管。也就是说，只要你进贡的、贩卖的人本身就是奴婢，那就听之任之。
所以，很多广东、广西一带的奴婢，就被公开而合法地贩卖到中原，供富豪权贵们使用。
市场供求不平稳，自然会催生许多奇怪现象。
三、官员们主动要求到广东当官
比如说，很多官员主动要求到岭南当官，为了实现目的，甚至不惜重金贿赂求官。
到岭南后，他们就勾结当地豪强，大肆贩卖人口，拉到北方高价出售。柳宗元曾在《童区寄传》中说到，一些官员为了得到“南口”无所不用其极，什么卑鄙下作的手段都使得出来。
有的边郡官员为了获利，甚至不惜把良民改籍为贱民，一些广东人本来好好的当良民，一夜之间就可能凭空改了籍，被无良官员强制抓走卖掉。岭南素来有许多昆仑奴，大概是从非洲来的黑奴，他们的价格尤其低贱。而许多反抗比较激烈的广东本地汉人，也被拉出去按昆仑奴的价格卖掉了。
贩卖“南口”的风气愈演愈烈，朝廷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至于刺激的临近州郡也产生了卖良为贱的行为。
靠近岭南的道州（今湖南道县），因为水土问题产生了很多侏儒，当地官员把这种侏儒上贡给朝廷，称之为“矮奴”，主要用作宫廷及高官娱乐赏玩。朝廷矮奴非常感兴趣，唐德宗时代一度要求道州每年都要进贡一批“矮奴”。
白居易作《道州民》一诗讽刺：
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市作矮奴年进送，号为道州任土贡。
任土贡，宁若斯？不闻使人生别离，老翁哭孙母哭儿。
侏儒也是人，只不过体形有异便倍受歧视，反映出当时朝廷的愚昧与无耻。后来一位叫阳城的官员到道州任职，亲身体会到了“矮奴”之贡对道州人民的骚扰及歧视，反复上书要求停止这种反人类的上贡。
朝廷虽然自唐玄宗时代，就对“南口”问题作出过一定程度的规范，比如规定官员按级别只能享用一定数量的“南口”，但大多是一纸虚文，并没有人认真执行。
到了唐宪宗时代，由于藩镇问题越来越严峻，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越来越少。而“南口”问题的本质是豪强地主与国家争夺编户之民，奴婢进入地主的私宅，不用向国家履行赋役义务，这是与国争利。如果放任“南口”问题持续下去，必将导致中央越来越弱。
正好赶上房启拒诏事件的刺激，宪宗终于下令停止采买南口，并对卖良为贱的行为进行全国性的检查，一旦发现便恢复身份。对于既有的奴婢，唐朝也实行了改奴为雇佣的政策，即奴婢为该主进行雇佣劳动，以一定的标准抵扣奴婢身份，以此渐渐减少奴婢数量。
唐宪宗的以佣折身政策，最终成为唐到宋这一个大的历史阶段奴婢政策的转折点，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奴婢政策终于向雇佣劳动转变，宋朝以后，就很少再见到中古时代那种奴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