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也是普遍意义上春秋时代的结束，而战国时代的七大诸侯国之间也是争斗不断，每一个诸侯国都想着一统六国，结束中原地区的分裂局面，进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因此在战国时代各类变法不计其数，各种军事上的斗争也不计其数。就这样一个天下大乱的时间段里，人才就成了各个国家都迫切需求的最大的宝物。

比如说秦国，据说秦孝公曾经颁布过求贤令，向整个中原求取能够让秦国变得强大的能人异士，商鞅就是在看到求贤令之后，进入秦国的。在商鞅之后，还有范雎、张仪等一般，能人异士进入秦国为秦国的统一进行谋划。又比如说，燕国的燕昭王时期，也是任用了一些比如乐毅那样的人才才得以中兴的。

我们今天主要说的魏国其实也是如此。在魏国初期，魏文侯也是任用了吴起和李悝等人在魏国进行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多种变法，才使得魏国成为了超强大国。可是在魏文侯之后，魏国对于人才的重视程度却大大减少，到了魏惠王时期，魏国的“严宽内忌之风”是愈演愈烈的，魏国在极大程度上排斥他国的人才，并且对自己国家所产生的王族大才也是束之高阁，因为魏国以为凭借它自己多年以来积蓄的国力，足以支撑其对抗其他国家。

所以，魏惠王是十分排斥人才进入魏国的，可是魏惠王却在这样的原则之下还在大肆的求贤，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有关于魏惠王为什么在排斥贤才的同时还在大肆求贤的原因，我们看一下征集的贤才是谁就知道了。

当时的魏惠王是用了非常高的礼节接见了来魏国的孟子和阴阳家的淳于髡的，在其到大家孟子和淳于髡的同时，魏惠王先十分沉痛的讲自己痛批了一顿。当时的魏惠王说：“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不远千里，辱幸至獘邑之廷，将何利吾国？”魏惠王表面上是十分痛恨自己，没有能够为国谋取利益的，他想借着自己的失败向大家孟子寻求成功之道，可是大家孟子自恃甚高，对魏惠王说了这样一番话：“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

孟子的意思就是说，魏惠王作为国君，根本就不能够提“利”这个字，如果君主只是一味的谋取利益的话，那么臣民们也会效仿君主只是一味的谋取利益。那么，这样的一个国家就会成为一个利益至上的国家，如果每个人都把利益当做最主要的事情，那么就没有人会在为“仁义”付出自己的努力了。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仁义，最后也只能会灭亡。紧接着，孟子借着这一番话对魏惠王叙述了他对于魏国的规划。

不违农时，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可使谷与鱼鳖不可胜食以及民养生丧死无憾。之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最后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如此一来就可以让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

他建议魏惠王在魏国实行王道，对于魏国的一切都缓缓图之并且，孟子还说，如果做到了这些，还不能够称王的人，他也没有见过。通过孟子的叙述，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孟子对于魏国的规划是十分细致的，但是孟子的规划太过于理想化，如果魏国没有外部的恶劣环境，没有内部的种种激烈争斗的话，他是可以实行这样的措施的，可是前提条件为过达到了吗?并没有。

战国时代是一个天下大乱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撇开外部环境独自发展，因为每一个国家如果想要一统中原都必须消灭其他的国家。所以，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这样的争斗当中置身事外，所以在那样的时间段王道是根本行不通的。但是滑稽之处就在于，孟子的主张难道魏惠王不知道么？孟子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主张一定是非常明确的，因此，魏惠王也一定是知道孟子主张的，也就是说当他这个问题再问出之前，他就已经知道孟子的答案了，可他依旧询问了孟子如何为他的国家谋取利益，这难道不可笑吗？

孟子是这个样子，阴阳家的淳于髡也是这个样子。他们都是那个时代一个经典学说的代表人物，他们之所以能够名扬天下，就是因为他们的主张和学术，魏惠王去询问一个早就已经知道答案了的人一个确切的问题，这样的行为本身就是滑天下之大稽的。这也就足以表明问会王这样的行为只是为了作秀而已。在当时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国家不需要人才，没有一个国家在没有人才的情况之下还能够发展壮大起来。

当时的魏国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失败，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将魏文侯变法以来的国力基本消耗殆尽，而魏国基本又是从魏惠王开始才开始排斥其他国家人才的，所以魏惠王也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个借口，他不能够让自己的臣民说是因为自己的君主不够虚心的求取人才，才导致国家失败的，所以他是不得已才要进行求贤的。也正因如此，魏惠王才找上了儒家的孟子，阴阳家的淳于髡。因为这些人的学说不可能在战国这样的乱世实行。

如此一来，魏惠王即达到了不让他国的人才在魏国承担部分国家权力的目的，也成全了自己谦虚求贤的名声，这才是魏惠王最根本的目的。可是，也正是因为魏惠文如此狭隘的眼光导致了魏国之后严宽内忌之风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了魏国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