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前被公布罪状、发配凤阳，死后被碎尸万段、悬首示众，崇祯上台后对魏忠贤的这一系列处置，在给明末的黑暗政坛带来些许新鲜空气的同时，也让崇祯赢得了圣明之君的颂扬。然而，17年后，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崇祯却下密旨收葬魏忠贤的遗骸，墓址就选在魏忠贤生前早已看好的香山碧云寺。

这实在令人惊讶。崇祯在李自成大兵压境的危急时刻，不把全部心思放在调兵遣将上，居然有闲心做一件与御敌守城毫不相干的事？而且，在国破人亡的慌乱绝望中，崇祯为什么会突然改变自己多年前打倒和否定魏忠贤的初衷，重新审视魏忠贤的价值和功绩，并为其收葬骸骨、修坟立碑？

崇祯的哥哥天启临死前曾专门叮嘱崇祯：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天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魏忠贤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固然掺杂着个人情感，但最主要的是他认识到了魏忠贤在处理“大事”方面的清醒和果决，尤其是在维护大局、知人善任和赏罚分明的关键问题上，在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立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深明大义和远见卓识。

平心而论，魏忠贤为巩固个人权势，有党同伐异、残忍歹毒的罪恶一面，被众人鄙夷也是罪有应得；但他也曾力排众议、大胆起用辽阳战败后遭受谗言的名将熊廷弼，不徇私情、果断罢免在宁锦一战中畏缩不出的袁崇焕，抛开私怨、果断推荐了一批能臣直臣。从这些事情上，可以看出魏忠贤还是心系国家、讲求原则的。在魏忠贤主政期间，明朝形势良好，辽东局势平稳，这种能力、这份功绩还是应该被肯定的。

在崇祯即位之时，海内难民揭竿四起、关外清兵虎视眈眈，在这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朝廷其实正需要一位像魏忠贤这样富有处理军国大事经验和把握动荡时局能力的人物，虽然他无法扭转国势日衰、积重难返的败亡趋势，但也不至于在短时间内令局势崩溃。但崇祯为了整饬内政和平息民愤，更为了报仇雪恨和独掌大权，借着朝廷文武大臣的“倒魏”怒潮，以迅雷之势彻底肃清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

能够不动声色地一举铲除魏忠贤，一直是崇祯自我标榜的人生得意之作。然而，正是由于过分相信自己的能力，崇祯从自信变得自负，最后变得刚愎自用。魏忠贤死后，崇祯起用了东林党人，可惜东林党人治国乏术，其中一位战场指挥官竟然对民风剽悍的起义军实行“招抚”，其实就是纵容。受过东林党人提拔的袁崇焕也为了与皇太极私下“和谈”而杀掉了令后金片刻不得安生的大将毛文龙……

尽管崇祯志向远大、励精图治，但他既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加上他严苛、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7年间，他换了17个刑部尚书、50个内阁大学士，这种让人噤若寒蝉的高压态势造成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无奈之下，崇祯只好培植私人势力，重新起用大批腐朽无能的太监，最终导致“十万太监亡大明”的悲剧。

就在崇祯自杀殉国前的第五天，崇祯在大势已去、大厦将倾的绝望中，听到心腹太监说的那句“（魏）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之后，终于领会到了皇兄临终前强调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深意。国难当头，个人恩怨是不是应该暂时放一放呢？毕竟，国祚永存才是正理……崇祯在幡然醒悟的同时，精神彻底崩溃。收葬魏忠贤遗骸，既是崇祯对魏忠贤价值和功绩的重新肯定，也是对他自己17年执政生涯的全盘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