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元朝时，某些汉人主动蒙古化。还是明朝时期，一些蒙古人、色目人主动汉化。其目的都是为了自身的物质利益、精神利益。不论什么阶层的人都会主动向政权妥协的，这是人类的共性。

蒙汉之间互相变化

例如，原南宋地区的民间为了适应这种风尚，一些民间书商（书坊）就出版了《至元译语》（蒙古译语）。因为，元代商业发达，特别是经济非常发达的江南地区，为了自身经济发展，在江南地区更加主动地学习蒙古文化也。为了当官儿而改名的人也逐渐增多，例如原南宋地区的江南江浙行省（相当于今天的浙江、江苏、福建，江西部分）的郑察罕不花、汪赛因、吴按摊不花等人。

除此以外，民间学习蒙古文化，例如取蒙古名字，也有“时髦”的考虑，和今天我们许多人取个英文名字儿类似。不必上纲上线，例如朱元璋身边的一些人就有类似特点。例如李文忠的原名就是“李保保”。朱元璋的诸多养子中也有叫“也先”的。部将里也有“王哈喇章不花”“刘脱因不花”等名字

同理，到了明朝时期。留在中原地区的蒙古人、色目人也开始改姓。例如翦伯赞的祖先、六小龄童先生的祖先等。朱元璋、朱棣身边同样有许多蒙古族、色目人，例如朱棣手下有“七大太监”，这七个人就是他的亲信，其中六人是蒙古族、色目人（回族）、女真族三个民族。

现在网上经常有一些极为不靠谱的谣言，什么朱元璋要杀光蒙古人、要让留在中原的蒙古人的婚姻倾向汉人等等，这些一看就是坏分子污蔑汉人的谣言。正如一些坏分子污蔑“初夜权”污蔑我们汉人一样，都是无耻的谣言。

朱元璋身边的许多人改汉姓的情况就有：负责朱元璋起居注撰写的溥博就是色目人。再如翰林院蒙古编修火你赤就改名为“霍庄”。

这是个人的，民间集中的情况也有很多。例如山东淄博齐陵镇的蒙古人就改为“刘”；河南平顶山的改为“马”“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杀起儒家弟子，朱元璋也是挺狠——阉了他！

然而，这时一个“鬼幽灵”在门外徘徊，它就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自古就有，其间，著名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江西南昌人曾秉正就在洪武九年九月，以海州儒学教官的身份上奏朱元璋，据说文章有几千字，《太祖实录》中有一千五六百字，确实不少。摘录吧！

创业与守成之政，大抵不同。开创之初，则行富国强兵之术，用趋事赴功之人。大统既立，邦势已固。则普天之下，水土所生，人力所成，皆邦家仓库之积；乳哺之童，垂白之叟，皆邦家休养之人。不患不富庶，惟保成业于永久为难耳。于此之时，当尽革向之所为，何者足应天心，何者足慰民望，感应之理，其效甚速……

贵阳贱阴，春秋之法内中国而外夷狄，盖中国者阳也，夷狄者阴也。臣窃观近来蒙古、色目之人，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有求仕入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大贾者。古人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安得无隐伏之邪，心怀腹诽之怨咨？宜令复姓，绝其番语，庶得辨认……

前面提出要用“儒家”治国，守国要休养生息。后面则是话锋一转，说国家重要之处就是要懂得秩序，懂得尊卑。那么，中国、华人就是阳、就是贵，夷狄、蒙古和色目等就是贱，贵贱早已经定了。因此，要严格遵行。现在许多蒙古人、色目人都改为了华人姓名，为的就是当官富贵。然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谁能保证他们心里不埋藏着怨恨呢。因此，应该要求他们改回蒙古、色目的姓，这样，贵贱、忠奸才能让人一看就知。

朱元璋看完这篇文章后，只是觉得此人可以利用。因为，现在正是“指导日常生活运动”的关键时期，需要一些二百五“腐儒”帮助他。因此，将其改封为刑部主事。洪武十年，又成为陕西参政，之后再变为通政司正使。然而，这个人真是“好大言，无本事”，几次案件做得都不好。

朱元璋将其罢官，被罢官后就该回家了，可问题是，没有路费。当然，这是曾秉正卖完四岁女儿后的说法。朱元璋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你平时整日里之乎者也的，什么仁义礼智信，什么大义什么国家民族，一到实际可就露相了。像你这样的人，实在是祸害天下，干脆阉了（腐刑）吧，省得危害子孙。

那么，曾秉正后来如何了呢？也许是被阉了后，这家伙没有脸面去见曾经的人。由此，或者远离旧友，或者出家离世吧。总之，不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