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军名将中，公认薛岳歼灭日军数量最多，但其实薛岳在长沙会战时是战区司令，具体的战功不应该算在他的头上。在军、师一级的名将中，歼灭日军数量最多的，还要数孙立人。

在第二次入缅作战时，孙立人率新38师击溃日军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十八师团，共歼灭日军3.3万余人，歼敌数量在军、师一级中堪称空前绝后，被誉为“丛林之狐”、“东方隆美尔”。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连日军都为之胆寒的将军，却一直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重用，甚至在其晚年还被软禁长达30年。

关于孙立人的战功，在这里不再赘述，今天我们就孙立人的家世背景、求学历程、思想言行等方面来探究这个问题，为何这个战功卓著的将军始终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

1900年，孙立人出生于安徽庐江县一个书香仕宦世家，其父孙熙泽是前清举人，曾任山东登州知府。

孙立人7岁开始入私塾，9岁随父赴青岛入德文小学，14岁考入清华学堂，在清华一呆就是9年。在清华期间，孙立人对体育有独特的爱好，同时当选足球、棒球、手球、排球、篮球五个校队的队长，足见其出色的身体素质。

从清华毕业后，孙立人进入美国普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毕业后决定改学军事，遂考入弗吉尼亚军校。弗吉尼亚军校有“美国南方西点”之称，二战中的美军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四星上将乔治·巴顿都毕业于该校。

虽然孙立人只在弗吉尼亚军校学习了两年，但这两年对孙立人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在清华的九年，孙立人去世后，其灵柩由清华大学和弗吉尼亚军校两面校旗覆盖。

弗吉尼亚军校的教育对孙立人以后的带兵理念、练兵方法、作战思维甚至性格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受西方影响的职业军人理念和特立独行的办事风格，让他跟黄埔出身或者地方军阀出身的国军将领截然不同，这也是蒋介石跟他不对付的一个原因。

1932年，财政部长宋子文组建财政部税警总团，因宋子文的身份，税警总团虽然跟正规部队不同，但在武器装备上非常先进，因此战斗力不亚于任何王牌部队。

由于跟宋子文有相同的西方高校教育背景，孙立人果断放弃了司令部侍卫队上校副队长，加入了税警总团。两年后，税警总团其中三个团改编为新38师，入缅作战。入缅作战是孙立人军事生涯最辉煌的时刻，也是其与蒋介石矛盾爆发的开始。

第一次矛盾就是震动中外的仁安羌大捷。仁安羌英军被围之前，蒋介石曾亲自飞至曼德勒，任命孙立人为曼德勒卫戍司令，并反复叮嘱，没有命令不准擅自离开曼德勒，因为新38师是当时远征军入缅的唯一战略预备队。

但孙立人从军事角度考虑，最终还是做出了支援仁安羌的决定，而且事后也证明了其决策的正确性。但他犯下了一个大忌，那就是不服从蒋介石的指挥，这个非常致命，因为蒋的用人原则就是：宁可不会打仗，也不能不听话。

第二次矛盾是野人山撤退。这次冲突使孙立人不仅和蒋介石的关系更加恶化，而且也与黄埔系骨干将领势不两立。

由于蒋介石害怕远征军被英国控制，所以拒绝了史迪威撤往印度的主张，让杜聿明率包括新38师的远征军主力回国。而孙立人认为蒋介石的命令不切实际，随杜聿明进野人山是死路一条，而且由于新38师非黄埔嫡系，被过分要求一直殿后，孙立人出于保存全师官兵的生命，拒绝了杜聿明的命令，决定遵从与蒋介石有矛盾的史迪威的命令进入印度。

虽然最终结果仍然证明孙立人的决策正确，但他却因此得罪了杜聿明，要知道，杜聿明在蒋介石眼里的地位是仅此于胡宗南的“天子门生”。所以，尽管杜聿明打了败仗，却依然高升，而孙立人保存了全师，却连蒋介石的口头嘉奖都没有。

从这两次冲突中可以看出，孙立人将军在战场上更多的考虑决策的科学性，是如何保存士兵的生命，这与西方军队尤其是美军的作战理念相近。而黄埔系将领，则深受“忠于领袖，服从领袖”思想的影响。从这点来看，孙立人在国军将领中，是不折不扣的“异类”。

随着在东北战场上与杜聿明再次发生矛盾，孙立人逐渐被蒋介石调离国军高级指挥将领的岗位，被授予了没有实权的虚职，直至1955年“孙案”爆发被软禁。

总而言之，孙立人是一个典型的职业军人，不懂政治，不分派别，甚至在国军高级将领中没有朋友，这是他深受西方军事教育影响的结果，也是他的悲剧根源。

在任何的政治、军事场合中，过于天真、过于感情用事、过于傲骨，都是无法一展所长的，古今中外皆然，而中国尤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