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孙权统治的吴国，情况是很糟糕的，可谓法纪不立，言路不通，君臣猜忌，骨肉相残，与诸葛亮领导下蜀国的政治清明刚好相反。

然而，治理得最好的最先灭亡，治理得最差的国祚最长，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就是孙权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了“吴人治吴”，实现了自己政权的“江东化”。

江东士族既然已经把自己和孙氏政权绑在一起，实现了他们利益的“一体化”，那么，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也要保卫东吴。

蜀汉则相反。刘备、诸葛亮不但没有实施“蜀人治蜀”，实现自己政权的“益州化”，反倒不断将益州士族底层化、边缘化。

在刘备、诸葛亮的统治下，益州士族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受盘剥，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与蜀汉政权不但不是“同路人”，反倒可能是“对立面”。

在这种情况下，蜀汉政权的领导人再优秀，再鞠躬尽瘁，再以身作则，都是没有用的。益州士族不可能像江东士族那样保家卫国，只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袖手旁观，冷嘲热讽，甚至幸灾乐祸，里应外合。

利益，决定了益州士族的整体取向。

这里面不能说没有诸葛亮的责任。诸葛亮过高地估计了他政治理想的号召力。他不知道，此刻的曹魏已非当年的曹魏，“兴复汉室”也早就成为过时的口号。

因为对于士族地主阶级来说，实行了“九品官人法”的曹魏比东汉还好，他们为什么还要“兴复汉室”？反倒是坚持汉初制度的蜀汉，完全没有了吸引力。

因此，益州士族不会真正支持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建国方略。他们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等待曹魏来“解放”他们，以便实现他们的理想。

我们知道，那就是“蜀人治蜀”加“九品官人”。益州士族的这个理想，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个趋势告诉我们，士族地主终将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华帝国的统治阶级。曹丕那里已经这样做了，孙权那里也在做。

所以，曹丕的魏，已不是曹操的魏；后期的吴，也不是前期的吴。他们都在为晋做准备，“反潮流”的是蜀汉。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司马氏的晋，执行的是没有曹丕的曹丕路线（儒家士族路线）；诸葛亮的蜀，执行的却是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法家寒族路线）。

但我们要记住，这种状况，是靠“战时军事管理”的方法造就的，未必“可持续发展”；而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自己能否吃饱肚子。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法家寒族路线无法战胜儒家士族路线，因此三国终将归于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