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著名的暴君隋炀帝杨广在他即位称帝后只用了短短的十余年时间，就使偌大的隋帝国分崩离析，最终导致隋朝像秦朝一样仅两代而亡。

炀帝无道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为了加强对全国政治上的控制，并且使江南地区的物资能够更方便地运到北方来，加上他个人追求享乐，一开始就办了两件事：一是在洛阳建造一座新的都城，叫东都；二是开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公元605年，隋炀帝派管理建筑工程的大臣宇文恺负责造东都。宇文恺为了迎合隋炀帝追求奢侈的心理，把工程规模搞得特别宏大。建造宫殿需要的高级木材石料，都是从大江以南、五岭以北地区运来的。为了造东都，每月征发二百万民工，日夜不停地施工。他们还在洛阳西面专门造了供隋炀帝玩赏的大花园，叫做“西苑”，周围二百里，园里人造的海和假山，亭台楼阁，奇花异草，应有尽有。同年，隋炀帝下令征发河南、淮北各地百姓一百多万人，从洛阳西苑到淮水南岸的山阳，开通一条运河，叫“通济渠”；又征发淮南百姓十多万人，从山阳到江都，把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的一条“邗沟”疏通。这样，从洛阳到江南的水路交通直接贯通。以后五年，隋炀帝又两次征发民工，开通运河，一条是从洛阳的黄河北岸到涿郡的“永济渠”；一条是从江都对江的京口到余杭的“江南河”。

就这样，凝聚无数人血泪乃至于生命的大运河终于得以大功告成。其间，炀帝数次率领大队人马，乘坐豪华无比的龙舟来到江都，流连忘返，彻底将家国社稷置诸脑后而不顾。大隋帝国自文帝时代聚集起的大量财富，因为文帝的继承者穷奢极欲、不恤民力而消耗殆尽。

公元611年，隋炀帝又发动对高丽的战争。他从江都乘龙船，沿着大运河直达涿郡，亲自指挥这场战争。他下令全国军队，不论远近，一律向涿郡集中；还派人在东莱海口督造兵船三百艘，造船的民伙在官吏监视下，日日夜夜在海边造船，得不到休息。他们下半身泡在海水里，时间一久，从腰以下都腐烂得生了蛆，许多人受不了这样折磨，劳累而死。隋炀帝又命令河南、淮南、江南各地督造五万辆大车，送到高阳，给兵士运输衣甲、帐幕；以征发江、淮以南民佚和船只把黎阳和洛口仓的粮食运到涿郡。几十万运输物资的民伙，在半路上有不少累死饿死，沿路都是倒毙的尸体。由于民伙死亡太多，耕牛也被征发拉车，弄得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国内烽火频起。在山东、河北广大地区，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农民起义，隋王朝的统治开始动摇。

隋末大起义

与残暴的秦政一样，残暴的隋政失去了起码的人心；与大起义遍布秦末一样，大起义也在隋末风起云涌；与短促的秦朝一样，短促的隋朝也是二世而亡。

两者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秦末的祸端尚与赵高有关，而隋末的苦酒则是隋炀帝一手自酿的。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天下之乱，并非一开始就是大乱，其实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当乱萌已发，君主及其政府不能或不愿及时修补过失，这大风便毫无阻挡地刮了起来，进而啸卷成了狂飚。

公元611年，山东长白山农民首先起义，各地纷纷响应。在起义迅速扩大的同时，隋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公元613年，炀帝发动第二次对高丽战争，大贵族杨素之子礼部尚书杨玄感，乘炀帝在辽东之机，联合一批贵族子弟起兵黎阳，进逼东都。炀帝与玄感之间的厮杀，抵消了统治阶级的实力，义军乘机发展。到大业十年第三次对高丽战争时，义军处处皆是，道路隔绝，官军已经无法按期集中。

公元613年以后，隋统治阶级开始把大部分军队用于镇压农民起义军。炀帝还命令在郡县城郭、驿站、村庄的周围修筑城堡，强迫农民到城堡里居住，以隔断义军与民众的联系。统治者对起义军和一般农民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隋将樊子盖镇压起义军时，将汾水以北村庄全部烧光，俘虏的起义军全部被屠杀。王世充打败江南刘元进起义军时，把诱降来的三万人也全部屠杀。统治者的残酷镇压迫使更多的农民起来反抗，到公元616年，先后在全国各地兴起的起义军大小不下百余支，义众达数百万。起义军攻陷许多郡县，消灭大量隋兵。隋炀帝调杨义臣率辽东还兵镇压河北起义军，自率禁军到江都，镇压南下江淮的起义军。在和隋军主力作战的过程中，起义军败而复聚，由分散走向集中，逐步形成了瓦岗军、河北夏军和江淮吴军三支主力。

瓦岗军的创始人是翟让。公元616年，曾参预杨玄感反隋的贵族李密也来参加瓦岗军。他说服附近小股起义军聚集到瓦岗军周围。瓦岗车攻破要塞金堤关，打下荥阳诸县。炀帝以张须陀为荥阳通守，率兵两万前来镇压。李密说服翟让还击。翟让率兵列阵以待，李密统骁勇、常何等游骑千人埋伏于荥阳大海寺北，大败隋军，阵斩张须陀。这是起义军在河南境内的第一次大胜仗，为起义军在中原地区的胜利发展奠定了基础。公元617年2月，瓦岗军攻破兴洛(后改洛口)仓，开仓赈济饥民留守东都的越王侗急派刘长恭和裴仁基分兵两路，准备在兴洛仓合击瓦岗军。瓦岗军先击溃了刘长恭所率的25000步骑，不久又招降了裴仁基。翟让推李密为瓦岗军首领，号魏公。赵魏以南、江淮以北的各路起义军皆归瓦岗军，众至数10万，几乎控制了河南全境。瓦岗军成为河北、山东各路起义军的盟主。4月，瓦岗军围迫东都，将20余万隋军困于孤城。

公元616年，张金称、高士达先后被隋军镇压，窦建德收合两部余众，军势复振，很快发展到10余万人。隋在河北地方上的武装力量基本上已被消灭，起义军兵锋所至，隋朝官吏“稍以城降之”。次年正月，窦建德在乐寿县郊建立政权，自称长乐王，署置百官，改元丁丑。

在江淮一带，公元616年7月，炀帝至江都时，李子通据海陵，左才相在淮北，杜伏威屯六合，从三面威胁江都。炀帝遣陈棱率宿卫精兵八千进行过伐，互有胜负。次年正月，又遣陈棱征讨江淮—带起义军中力量最强大的杜伏威。隋军大败，起义军乘胜攻破高邮，占历阳，杜伏威自称总管，以辅公石为长史，很快控制了淮南各县，江淮间小股反隋武装多来归附，形成了江淮间巨大的起义力量。

从公元617年3、4月瓦岗军围逼东都开始，以瓦岗军为中坚，以窦建德、杜伏威为两翼的农民起义军，对隋王朝进行了摧毁性的打击。6月，瓦岗军大败隋军，东都危急。7月，炀帝抽调“江淮劲卒”和“燕地精兵”奔赴东都，涿郡留守薛世雄统率燕地精兵30000南下攻瓦岗军，兵至河间，营于七里并，准备会合河间诸县兵先行镇压窦建德起义军。窦建德指挥部队从各城中撤出，向南转移，然后乘薛世雄不加防备，选精兵数干人为伏兵，亲率敢死之士280人夜袭。30000隋军溃散。薛世雄带数十骑逃回涿郡。窦建德起义军又重新控制了河北的大部分地区。8月，瓦岗军占领黎阳仓，开仓赈济饥民，扩大起义队伍数10万人。炀帝又命江都通守王世充统率洛阳附近诸郡兵与东都留守兵共　10余万人，在洛水两岸同瓦岗军展开激战。王世充屡战屡败，有些隋将投降李密。这时洛阳城内缺粮，饿死的人很多。河北、山东、河南和江淮流域都被起义军占领，隋的军事力量也大部被起义军消灭，隋王朝直接控制的地方越来越狭小。形势对瓦岗军非常有利。但由于瓦岗军内部矛盾日益加深，李密始终不肯改变在洛阳城下与隋军主力长期鏖战的错误战略，所以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

在农民起义军从各条战线向隋王朝发起全面进攻的同时，朔方梁师都、马邑刘武周、金城薛举等地主官僚也纷纷起兵，割据地方。

江都喋血

杨广好大喜功这点是被后世所共同承认的，开凿大运河、巡幸江都、向外国使节夸耀帝国的辽阔富足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例。

这些行为表面上给隋帝国带来了无尽的荣耀，却也从根基上逐步地动摇着隋王朝的统治，千里之堤尚且毁于蚁穴，更不要提这些繁复浩大的工程了。

杨广高高坐在宫中，出游时也是千里龙舟，一片奢靡之风。他不愿正视国库空虚，兵无粮饷，民间早已是物价飞涨，百姓流离失所，一片民不聊生的凄惨场景。他还依旧沉醉在那强盛帝国的幻影之中，无法从中清醒过来。

大业十二年(616)七月，隋炀帝从洛阳乘龙舟，第三次巡游江都，临别时作诗留别宫人：“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巡游江都的隋炀帝每日饮酒作乐，一日在萧皇后面前突然凝视着镜子说道：“这么好的头颅，谁能斩了它?”

此时的杨广已经隐隐预见到了自己前途不妙。到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密领导的瓦岗寨夺取了洛口，获得兴洛仓，向洛阳进军。身在江都的隋炀帝，滞留江都，不敢再回洛阳，欲定都丹阳(今江苏南京)。禁军部队多是关中人，留得时间长了，思乡心起，生出怨望，私下酝酿叛逃。禁军领导人之一司马德戡，久已对隋炀帝不满，为谋求生路，开始倾向叛逃的士兵。他和武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商议如何对待兵变。商议的结果是：若告知猜忌心极重的隋炀帝，恐先招杀身之祸；若隐而不报，事后又恐遭族灭；进退皆死，不如与禁军一同叛走。随之，他们串通内史舍人元敏，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李覆、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良，城门郎唐奉仪，医正张恺等人，拜为刎颈之交，同谋此事。

众人聚谋得急，参与聚谋的乐人之子赵行枢、勋侍杨士览，将事情告知了宇文智及。宇文智及素来胆大，不怕风险，敢于铤而走险，闻得此事，决定加以利用，闹成政变。当他面见司马德戡，获知对方定于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十五日举兵叛逃，并劫持十二卫人马与当地居民、财物，结党西归的计划后，提出了修改的意见：隋朝亡在旦夕，趁天下英雄并起的难得机会，举行大事，以成帝王之业。司马德戡领导叛逃，原只是不愿给隋炀帝陪葬，讨条生路，并无具体的政治方略，也不知叛逃之后如何安排前景，故听到宇文智及的言论后，表示了赞同。本仅是禁军叛逃，由于宇文智及的加入，事情的性质起了变化，变成了将矛头直指隋炀帝的政变。

政变需要有相当政治资本的人来号召，司马德戡、宇文智及都不足担当，有人提议抬出宇文化及为主，得到众人的赞成。可宇文化及既蒙在鼓里，又生性胆怯(他的胆怯，仅仅是政治上的胆怯，在经济上向来胆大得很，否则，无从解释他怎敢藐视法度纲纪，大肆敛财)，在得知众人的决定后，吓得魂不附体，面如土色，直冒冷汗，许久才定下神来。

虽政变计划已经确定，然这尚是高层人士的主意，广大禁军将士还停留在叛逃的层次上。为赢得众将士的支持，他们让精通医道、颇得众人信任的许弘仁、薛良出面煽动，说：“皇上已经听说禁军酝酿叛逃，准备下了许多毒酒，假借宴请，毒死你们，只留南人守江都。”此言不胫而走，传遍军营，众将士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司马德戡见谣言生效，于三月十日召集众将士，托出了他们的意图。走投无路的众将士为了活命，同意服从他们的安排。

当夜，在司马德戡的指挥下，政变开始了。元礼、裴虔通负责宫殿，唐奉义负责城门，宇文智及、孟秉于城外纠兵数千，司马德戡于东城聚兵数万，举火与城外相应。隋炀帝见城内有火光，人声喧闹，问出了何事，裴虔通敷衍说是草料场失火。经过不太费力的战斗，叛军全面控制了局势，攻人玄武门，直逼宫殿。隋炀帝至此方知发生了兵变，易服逃向西阁。裴虔通领兵紧迫，得宫内美人的指点，终于擒住了如丧家犬般的隋炀帝。

天明后，众人在城门迎接宇文化及，奉他为丞相，并逼迫杨广外出劳军。宇文化及见到杨广后，皱着眉头问：“何需将此物弄出来?杀了算了。”裴虔通与司马德戡听后，将杨广带进寝殿，用丝门叫等他缢死。宇文化及随后又下令杀尽江都的隋朝皇室成员，历史在这里转回到了当年隋文帝残杀北周皇室的时代，一个王朝再次伴随着血雨腥风走向了灭亡。

强盛中轰然倾覆的大隋帝国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强盛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之一，封建社会到了隋唐时期进入了最繁荣的时代。但是隋朝仅仅存在了38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啻石火之一敲，电光之一瞥；就轰然倾覆了。是什么原因使得隋朝如此短命呢？

隋朝凭借强大的武力统一分裂多年的中国，而紧接着完成一系列改革，使经济得以发展。

隋文帝加强了中央行政机构的领导，设立三省六部；又改地方州郡县三级制为郡县二级制；改革府兵制；重颁均田令；制定新刑律；新铸五铢钱；统一度量衡等。他使用得力的大臣高颖、杨素、牛弘、苏威等，坚持以农为本，兴修水利，使手工业和商业得到恢复发展。文帝又开通广通渠，以便漕运交通，在长安建大兴城，并完善科举制，通过考试选拔人材。仁寿年间，全国户口增到七百万户，仓廪充实，社会安定，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是，炀帝继位后骄恣无忌，滥用人力财力，挥霍无度。他大规模徵发民工，修建南北大运河及长城；大规模兴建东都，穷极华丽，一年间每月役使民工达二百万人；又大规模徵调军队，三次出征高丽，但均告失利；巡游全国，三下江都。连年征战与炀帝暴政致使隋朝的国力大大削弱，人民苦不堪言。农村中逃避军役和劳役的人越来越多，流民遍地。终于在山东首先爆发了王薄领导的农民起义，接着各地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贵族出身的杨玄感也起兵反隋，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大分裂。起义军在与隋军不断的战斗中，分并离合，形成了三支较强大的力量，即以李渊、杨玄感为代表的隋朝高官显贵，以萧铣、沈法兴为代表的南朝残余势力，以梁师都、刘武周为代表的地方大族豪强群起反隋，锋镝鼎沸，星离棋布。史家有论，称割据叛乱为“土崩”，农民起义为“瓦解”，隋政权不仅失去了天下民心，而且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地主阶级的支持，顷刻间土崩瓦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隋文帝的严刑峻法、不辨忠奸、听信谗言、擅行废立以及隋炀帝的骄奢淫逸、好大喜功、滥用民力、民心丧尽，固然是隋政权灭亡的直接原因。但是，隋朝是在中国经历长期分裂之后建立的统一王朝，其情况颇似秦朝，外表强盛至极，在大一统的表面下却涌动着各种割据势力的暗流，统治阶级内部埋藏着深刻的不安定因素，统治基础很不稳固，这种隋政权本身固有的缺陷，才是隋朝在强盛之际，转而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