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八年即公元1410年，原内阁首辅大学士解缙外放三年，司职交趾布政司参议，总得来说中规中矩。
这年2月，交趾布政司奉命进京汇报工作，因为交趾布政司的最高行政长官、布政使王偁和解缙私交不错，所以就这个好活给了解缙。指定解缙，代表布政司进京向中央政府汇报工作。
这是一次难得的觐见皇帝的良机，如果汇报成功，不仅交趾布政司要受到嘉奖，没准解缙本人也有可能重回中央。
解缙做了充足准备，写了详实报告，时年42岁的他，信心满满地来到京城。但不巧的是，他却没有机会见到皇帝。皇帝不在京城，朱棣外出征战鞑靼，刚刚率军北征了。
在永乐年代的史料中，我们经常看到朱棣北征的记录。那么，这个北征鞑靼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明朝虽然灭了元朝，但并未完全消灭蒙古铁骑在中国的势力，一部分蒙古铁骑跑到了中国北方沙漠地带，分裂为鞑靼瓦剌等部落，继续袭扰大明。为了彻底解决北部边患问题，朱棣稳定国内局势后，从永乐八年即公元1410年开始，亲率明军进行五次北征。此次北征为第一次，特点是：作战的周期非常长。
史料记载，永乐八年朱棣第一次北征，“二月十日”师出京城，在路上行了整整三个月，直到五月八日，才发现敌军、断断续续交锋了两个月。七月中旬北征结束，朱棣率大军折返北京，返程时间小半年，等到达都城南京，已经是岁末，11月了。为什么北征军行军速度这么慢？这就和朱棣亲征的目的有着相近的原因。对于朱棣执意北征且五次亲征的动机，一般学者都认为不是雄武伟略，就是穷兵黩武，其实，还有一个软性因素，却被忽略了。那就是“郊游、狩猎”心态。行伍出身的皇帝大都不愿闷在宫中，但外出游玩的方式各有所好。比如有的皇帝喜欢下江南，打着微服私访的旗号寻花问柳，而朱棣的出游方式是远征。
史料记载，朱棣的北征军一路游山玩水、狩猎赏景，所获者野马、狡兔、黄羊甚多，一路上，朱棣的谈话也无非围绕着风景：“汝等观此，方知塞外风景”。“四望空阔，又与每日所见者异”，这和军国大事没有关系，实乃游客观光之语。这个样子的朱棣，行程能短得了吗？
就这样，从二月等到十一月，解缙等得花儿开了又谢，实在是等不下了。本来，解缙在京城闲居等皇帝前期，心情非常好，还诗兴大发，写了不少诗，其中有句诗歌很体现心情：“丈夫有志亦如此，笔下自有鬼与神”。
可见，他是踌躇满志，准备东山再起的。
但是，一等半年多，单位那边还等汇报结果呢，老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渐渐他失去了等待耐心，于是做了一生中最不该做的一件事。
未能等到皇帝的解缙，灵机一动：当今皇上不在，不如去拜见监国，如此也算完成了使命，对单位也能交差了。
监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国家代理元首，总统外出访问，国不可一日无主。那么，总统行前就要任命代理总统。临时执掌国家最高行政权。
那么，当时谁是大明的监国呢？
在古代中国，如果不出意外，监国一位大都由储君、也就是皇帝的固定接班人太子担任。保守的大明王朝当然更不例外。朱棣在出征前，任命太子朱高炽为监国，替皇帝代理朝政。
既然皇帝不在家，那就是向代理皇帝汇报吧，于是解缙走入东宫，向担任监国的太子朱高炽汇报工作。不知解缙是怎么向朱高炽汇报工作的，朱高炽给解缙说了什么。总之，汇报结束后，才子乐颠颠地回单位工作去了。史料没有关于关于这场会见的详实记录，但根据解缙的表情，可以做个合乎逻辑的版本猜想：
朱高炽见到昔日恩师登门，又惊又喜，师徒二人惺惺相惜，好一番叙旧。
解缙对朱高炽汇报工作的同时，还诉说了思念，和自己所蒙受的委屈。朱高炽大为同情，对解缙高度评价和勉励。
通过这次汇报，解缙以为自己要否极泰来了，即便当今皇帝不用我，下届皇帝已经心中给我预留一席了，殊不知，他这不是否极泰来，而是走向深渊。
如果按我们常人角度看，皇帝不在，地方大员来京汇报工作，去朝见正在留守监国的皇太子，这种事，于公于私，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各位不知，古代老皇帝和现代一些单位老领导一样，出于对最高权力的迷恋，最忌讳“人未走茶先凉”，最狠“忘本”属下。所以储君之位就非常敏感。
老皇帝即便立了储君，这个储君在接班之前也要备受煎熬和考验，单以权力而论，储君个人几乎与国家统治大权绝缘，往往没什么实权，且地位充满变数。历史上，太子被老皇帝怀疑、监视、废除，甚至被杀，遭遇非正常死亡、以悲剧收场的情况屡屡发生。
到了大明王朝，虽然趋于保守，坚守嫡长制，储君的确立相对有序，但太子的地位也不并十分安稳。永乐二年，朱高炽虽被父亲朱棣立为太子，但没过上一天踏实日子，因为二弟朱高煦夺嫡之心仍在膨胀，恋权的父亲生性多疑，所以自己受到的狐疑和审查并未消失，反而加重了。他的储君生涯，一开始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压力山大。
朱高炽做了五年太子后，由于北部边关战事吃紧，父亲朱棣要在外面建功立业，所以不得不把他叫来担任监国。虽然给了监国之位，但监国之权却是限制级的。朱棣给朱高炽的授权不包括以下三项内容：文武除拜、四裔朝贡和边境调发。这三项内容中，第一项是人事任免权，第二项是外交权，笫三项是军事指挥权，可以说，人事权外交权和军权都没交，这三权才是最高权力的归属。即便是临时，也不属于朱高炽。
为了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朱棣还不时敲打太子。比如，永乐七年，朱高炽在担任监国的一次朝会上，批评了刑部尚书刘观。不久却遭到父亲写信批评。因为这个刘尚书是朱棣的宠臣，老爹的人，岂是儿子你想批就批、想动就动的？朱棣时时告诫儿子，朝中大事，“必须奏决”，明确大事必须向他请示汇报。什么事，你得提前向我报选题，我批了你才能干。
朱棣这样做，自有他的盘算。他长年在外，万一太子私启权柄，将帝国官场操纵在他一人手里，把自己架空了怎么办呢？一旦自己班师回朝，成了太上皇了，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朱棣在离京前严格规定：不允许太子独留私见官员。目的很明显，防止结党营私，图谋不轨。
为了确保最高权力不被接班人盗走，朱棣在离京之前，虽令太子监国，但却加派了特务耳目，对东宫的一举一动却进行了严密布控。朱高炽监国，朱棣则监子，权力的传导过程完全置于朱棣秘密管控之下。在这种监控下，别说一个外人，就是一只外鸟飞入东宫，也休想躲过皇帝特务的探头。
所以，东宫的这次君臣会，朱高炽与解缙的一举一动，早已被人盯上了，他们看得一清二楚。这是才子的劫数，也是太子党的一难。
《明史》记载：“永乐八年，缙奏事入京，值帝北征，缙谒皇太子而还。”
才子与太子依依惜别，怀抱希望回到南疆岗位。他以为不久可以东山再起，再度成为皇帝宠臣。不知他期望的是本届皇帝还是下届皇帝。但是，一个自己埋下的大坑却被他忽略，把一个没有一点实权的“傀儡监国”真的当成了“执行皇帝”，岂不是所托非人，挖坑自陷么？
盯上才子的，不仅有皇帝的探子，还有天敌的眼线。汉王党对解缙的一举一动早就暗中监视。对这些暗中的探头，解缙一无所知。
鬼使神差，时间总是就差那么一点点。当年十一月，解缙前脚刚走，朱棣后脚就回来了。特务纷纷来到老皇帝跟前汇报工作，尤其是汉王朱高煦的眼线，供出了一个重大事件：有人暗中串联，搞阴谋诡计。举报解缙“私会太子”。
《明史》记载：“汉王言缙伺上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
一个“伺”字，体现了朱高煦整人的毒辣，说解缙是瞧准了老领导出差机会，有预谋地来与新领导私会的。
那么，朱棣的反应如何呢？《明史》记述了三个字：“帝震怒”。
“无人臣礼”，捅到了这位强人帝王的最敏感处。
什么是“无人臣礼”？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分不清大小王，摆不正位置，不懂政治规矩。被指责为“无人臣礼”的大臣，一般为行事张狂、目无领导的下属，放到今天，可能也就是组织纪律问题，但在在古代中国，可了不得，不是违纪，而是弥天大罪!
在朱棣心中，对文人士大夫是有很大偏见的，尤其对没有气节的文人，一边使用一边鄙视。
早在靖难之役成功，登上皇位之初。他就表现了对文人无行的厌恶。
史料显示，在朱棣第一次永乐朝会时，为了表现自己英明神武、从善如流，朱棣命人抬出了一口大箱子，里面全部是建文帝在位四年来大臣们写的奏章，其中多为削藩及靖难的应对之策，对于朱棣当然是多为不利。
朱棣笑着对眼下投靠新主的文人们说：这些奏折里，是不是也有你们的啊？
大臣们见了，更是面面相觑，生怕灾难降临在自己头上，这时候，从大臣中走出一位文官，他叫李贯，曾是建文帝的近侍，也就是皇帝身边的人。李贯上奏道：启禀皇上，在这些奏章之中绝对没有我的。因为建文帝登基四年来，我没有写过一次奏章，更没有建议削藩这等事情
李贯对朱棣讲这句话的本意，是说他从来没有与朱棣为敌，因此应该重用他。谁知朱棣听了，未置可否，并没有露出欣喜之情。他反而问道：李贯你为官几年？一年朝廷给你多少俸禄？
李贯如实说了，做了几年官，享受多少俸禄。听后朱棣勃然大怒，说道：你为官几年，作为臣子，不写奏章，不知道为君王分忧，白白浪费了国家几年粮食。该当何罪？
李贯听了，吓得战战兢兢，手足无措。最后，这个李贯受解缙案牵连，被朱棣免去官职，将其发配云南，而且要求其三世不得为官。
建文事件，征安南事件，以解缙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前倨后恭的表现，令朱棣大为不屑。同时多疑的他开始怀疑，解缙这么做是不是在做下一场邀宠新君准备？等我死了再来个咸鱼翻身？
对水性才子，朱棣出离愤怒。他要扑捉战机，对才子及太子党进行一次残酷清算。
